再挖一洞,等着填坑

如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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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挖一洞,等着填坑》有 17 条评论

  1. cunfu说:

    电子书预言:2018年纸质书末日
    http://www.dapenti.com/blog/more.asp?name=xilei&id=23940
    根据德国出版业杂志《书业报道》9月份对840位来自世界各地的出版人进行的一项调查,80%的受访者认为数字化带来的是机会而不是危机。调查显示,50%以上的人认为,到2018年数字化出版将超越传统的图书—就在前年,还有很多人坚信,数字化产品的赢利不会超过传统书。

    美国作家协会执行官Paul Aiken透露,亚马逊为《纽约时报》畅销书榜上的电子书支付给出版社12到13美元,尽管这些书的售价通常都在9.99美元。据调查机构Sanford C. Bernstein & Co。称,目前出版商从一本电子书中通常可以赚得2.15美元,而一本实体书则只能带来26美分的利润。

  2. cunfu说:

    有关当当网的数据
    http://www.dapenti.com/blog/more.asp?name=xilei&id=23940 

    “出版社和渠道商打交道很简单:你卖我的书,你给我钱,”当当网出版物商品部总经理姚丹骞告诉《第一财经周刊》,“当当网的模式和传统图书销售有太大的不同。当当网120天一定回款,一般渠道回款期限是6至8个月。”

    1999年成立的当当网目前已经是中国最大的网上书店,占据中国网上售书的半壁江山(易观国际2009年三季度数据)。根据姚丹骞的估计,当当网今年的年销售额可以突破23亿码洋。除了回款快,网络书店还有多上很多倍的图书种类。以中国最大的书店北京西单图书大厦来说,其图书品种一共20万,动销比例(即卖得动的货品占全部货品的比例)是50%;当当网有60万,动销比达到70%。

    当当网已经成为中国图书市场上最大的买家。姚丹骞透露的一组数字显示,2007年2月,当当网发售一本《求医不如求己》的健康类图书,此书至 2008年年底在当当总共售出37万册,这本书在所有渠道的销量一共是200万册,当当网占了1/4。这并不是新鲜事,《明朝那些事儿》系列,全部销量为 150万册,当当网的销量占20%;今年4月火热发售的张爱玲遗作《小团圆》,按照目前的统计数据,当当网的份额也占20%。

    “一般来说,畅销书15%至20%的份额给当当网是正常的。”姚丹骞说。

    当当网也能拿到最大的优惠—量大自然折扣可观。当当网进货价一般都在图书标价五折左右,上下浮动不超过10%。而据大众书局副总裁何根祥向《第一财经周刊》透露,传统书店的进货折扣一般在6.5折左右,最低情况下也不过6折。

  3. 叮咚说:

    数字太肯定的预言多半不准。不过环境保护+手持阅读设备的发展确实会给纸质书的发展造成冲击。
    《求医不如求己》我也从当当上买的。再加上其他几家网上书店和淘宝,网络购书的比例应该会超过1/2吧?

  4. wjew说:

    汤森路透报告:中国论文数量爆炸性增长
    http://www.ebiotrade.com/newsf/2009-11/2009115171539385.htm

    摘要: 来自Thomson Scientific的消息,汤森路透集团发布报告:《全球科研报告:中国》(Global Research Report: China)这一报告中发现中国的科研产出量近年来发生了爆炸性增长。自2004年以来,中国的科研产出发生了翻番,速度远远超过了其他国家。以这一速度发展下去,中国将会在下一个10年赶上美国。

    生物通报道:来自Thomson Scientific的消息,汤森路透集团发布报告:《全球科研报告:中国》(Global Research Report: China)这一报告中发现中国的科研产出量近年来发生了爆炸性增长。自2004年以来,中国的科研产出发生了翻番,速度远远超过了其他国家。以这一速度发展下去,中国将会在下一个10年赶上美国。

    这份报告中指出,中国的科研产出从1998年的2万多篇论文增加到2008年的接近11.2万篇论文,自2004年以来科研产出发生了翻番。中国在2006年超越了日本、英国和德国,目前仅次于美国。

    这些论文集中在物理科学和技术方面,材料科学、化学及物理学占支配地位,目前农业科学和生命科学领域有望出现快速增长,热点学科包括免疫学、微生物学、分子生物学以及遗传学。

    同时美国信息科学研究所(ISI)基本科学指数(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 数据库也显示,中科院过去10年(1999年1月1日至2009年6月30日) 发表SCI论文数12万3593篇,首次超过俄罗斯科学院(12万3480篇),跃居世界科研机构和大学第一名。

    篇均引用次数有所改观,由去年的5.63次/篇升至6.27次/篇。引用次数少,特别是篇均引用次数少,一方面反映了论文的影响力较小,另一方面也与新增论文占的比例较大,引用高峰期滞后有关。预计论文引用情况将在今后3-5年左右的时间内有较大的改观。此外,有不少中科院的学者将中科院的英文名称(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写成Academia Sinica(台湾“中央研究院”英文名称),也影响了中科院的SCI论文统计数据。过去十年台湾“中央研究院”发表SCI论文数1万1529篇,总引用次数11万4140次。

  5. wjew说:

    2、超期罚款是全世界图书馆的通行规则,归还逾期图书是举世公认的美德

    (1)一位名叫厄尼•罗斯库特的前英国皇家空军队员,1962年6月离开马耳他时,不小心将借来的书一起带走了。42年后(2004年),为庆祝自己的65岁生日,他与妻子一起去马耳他度假,并把书还给马耳他公共图书馆,希望图书馆能够对他进行超期罚款处理,令他感到意外的是,图书馆不仅没有处以罚款,反而请他喝了一杯咖啡。

    (2)新西兰有一位85岁高龄的老妇人玛丽•苏夏姆,1945年从罗托鲁瓦公共图书馆借了一本书,不知何因一直没有归还,2006年该书被人在阁楼意外发现,玛丽•苏夏姆才还给罗托鲁瓦公共图书馆,按照规定,玛丽•苏夏姆将面临9000新西兰元的高额罚款,但是该馆馆长决定:作为给玛丽•苏夏姆夫人85岁生日的礼物,免除罚款处罚。并将这本借出61年的图书作为历史见证在图书馆展出。

    (3)1997年5月,一部不知何人从哈佛大学图书馆借出233年的有关英格兰历史的图书被还回哈佛大学哈佛学院图书馆。1764年1月25日,哈佛大厅(Harvard Hall)发生火灾,5000多册藏书毁于一旦,仅404册幸存,这册书是其中之一,一位不愿透露姓名者购买到这册图书后归还给哈佛大学。

    (4)2009年11月14日,美国PHOENIX Camelback中学图书馆收到一位学生归还的1959年借出的图书(51年),并随书附有1000美元的支票作为超期罚款。该学生在信中说:因为他家迁徙到其他州无意带走了此书,1000美元的支票作为超期借阅的赔偿,每天2美分,共计745美元,剩余款项作为汇率变动的补偿。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78019f0100gr6d.html

  6. wjew说:

    论文代替不了书本。从对本人(而不是对科学)的成长来说,文献有点儿像麦当劳,或更好一些,算一道满汉全席的大菜,但毕竟还是“菜”,不能当饭吃,吃多了营养不良。别人的论文再好,能引出你多少思想,还要看你脑子里孕育着多少东西。如果脑子和某些图书馆一样没有东西,就只好31%地学人家说话了。
    http://www.sciencenet.cn/blog/user_content.aspx?id=364458

  7. wjew说:

    俺在 这里 贴过2006-2008年三年全国公共图书馆的基本统计数据。连续收集的数字能说明很多问题,数字常常是实证的起点。
    下面简单总结下这些数字反映的问题。当然,对我来说是问题,对别人不一定,所以,欢迎赐教。
    先提供一组美国的数字可以作为比较:美国06-07财政年度公共图书馆数量为8994个,图书馆接待读者数量大约14亿人次,书刊外借22亿册次。
    1、全国县级以上图书馆2800多个,平均每个馆服务人口46万多人;
    2、全国公共图书馆从业人员5万余人,平均每个馆18人左右;
    3、2006年馆舍总面积700多万平米,馆均建筑面积逾1600平方米;
    4、2006年开始阅览室作为逾50万个,全国2600人可以分一个座位;
    5、藏书总量2008年超过5.23亿册件,其中图书4.6亿册,以5亿数量计算,全国人均约0.38册;
    6、年接待读者2.78亿人次;我们的人口是美国的4倍,图书馆接待读者人次是美国的五分之一。
    7、年流通书刊2.3亿册次;流通数比人次少很多,可能因为很多人只是来参观下。约为美国的十分之一。上海年流通1792万册次),基本上人均一册次。
    8、发放读者证数量:1439万。不知是不是仅仅属于“续证”,还是所有的“持证读者”数量。上海32万(累计逾百万)
    9、总收入约49亿元,其中财政拨款44亿元,差额5亿元意味着什么,观棋不语。人均3.77元,财拨3.38。
    10、购置资源经费7.9亿元(2008年),占总经费的16%左右。人均0.61元。上海6.*元。

    上海的年人均购书经费逾6元,一卡通年流通册次1792万,基本上达到城市常住人口人均一册的水平。这些数据都大大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8. wjew说:

    中国期刊协会会长石峰:数字化改变媒体格局
    http://news.sina.com.cn/m/2010-10-14/163421276129.shtml
    2010年10月14日《新浪传媒》
    中国期刊协会会长石峰:数字化改变媒体格局
    中国期刊协会会长石峰

    由国际期刊联盟和中国期刊协会主办,浙江省新闻出版局和杭州市政府承办的第二届亚太数字期刊大会今日在浙江杭州召开。本次大会将以“数字革新,期刊未来”为主题,重点讨论当前数字化条件下期刊的内容出版、广告投放、赢利模式以及期刊与手机、电子阅读器、微博等新技术、新平台的融合等话题。

      在今日的会议中,中国期刊协会会长石峰对中国期刊的现状和未来进行了展望,他表示,数字化正在悄悄地改变着中国媒体的格局。以下为石峰会长发言全文:

      石峰:尊敬的国际期刊联盟主席Aroon Purie先生,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

      金秋十月,来自亚太地区的近500位嘉宾奇聚在景色宜人的西子湖畔,一起探讨我们共同感兴趣的话题,数字革新,期刊未来。来自美国、德国、澳大利亚、日本、印度等14个国家和地区的20多位知名媒体专家将为大会带来他们对数字变革的精辟解读和数字变革实践的宝贵经验。有近30位中国期刊同仁及数字媒体高管将与各国专家同台对话,中国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人还将就发展数字媒体及版权保护问题做政策解读。无疑,这是一个令人期待的盛会。

      中国期刊协会,为能在中国举办这样的盛会而高兴,对前来出席会议的海内外宾客表示最诚挚的欢迎。浙江省政府、杭州市政府对这次会议高度重视,做了大量周密、细致的大会接待和服务工作。我代表会议主办方和全体与会者对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中国期刊业的数字革新经过近十年的探索和实践,已经取得了令人欣喜的进展。数字化正在悄悄地改变着中国媒体的格局。

      一、中国数字出版进入了快速发展期。数字技术近十年来的发展,技术而深刻,凸显了出版业的创新实践,2008年中国数字出版业整体收入达到了530亿人民币,比2007年增长26.42%。2009年数字出版业整体收入达到799.4亿人民币,又比上一年增长50.75%。目前每年出版电子图书50万种以上,并呈现大幅增长趋势。全国现有1937种报纸的大多数报社开展了数字报业务,单独出版的数字报有700份以上。现有期刊网站580多家,电子期刊总量已经达到近万种,据有关方面预计,未来几年中国数字出版用户每年将增长30%,收入每年增长50%。

      二、产业形态初步成型。数字出版产业在发展过程中,以内容为基础,依靠技术革新,产业形态经过多年探索,已经逐步清晰,初步找到了适合数字出版自身发展的运行模式。以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等为代表的数字期刊企业已经初具规模。例如,中国知网已经成为全球著名的专业互联网和电子出版机构,拥有2000余万在线读者,在海内外拥有数千家用户。目前期刊数字化从内容提供商到技术服务商,到网络发行平台,到终端阅读、移动阅读,已经形成了期刊数字产业链,并在局部延伸和完善。在培养用户阅读习惯和广告商对数字期刊认知过程中,将逐步建立起持续、有效的盈利模式。这种以依靠著作权人和出版商结合、内容与技术结合、产品与渠道结合,(身份)阅读与广告经营结合的产业链是数字出版产业形态的一大特色。

      三、数字化推进期刊国际化。数字出版是中国期刊借助互联网跨出国门,走向世界。例如,中国知网在海外机构用户已经遍布英国、德国、美国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哈弗大学、剑桥大学、美国国会图书馆等50多家用户,在未来日期里,数字出版将有可能重组中国媒体格局,使中国媒体产品新的造血功能,并进一步拓展中国媒体国际化的渠道,创造出新的媒体发展空间。目前,中国期刊数字化发展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主要有以内容服务互动化趋势,数字化不仅是媒体的垫纸化,而且是一种全新的传播和阅读方式,精美的高清晰度图片,动人的背景音乐,令人兴奋的视频,书刊化的页面等等。这种梦寐以求的,会说话的期刊已经成为了现实,特别是它的互动性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读者,读者不但可以分享数字的内容,还可以参与评论,与作者进行交流等等。所以这种内容出版和内容服务融合互动的数字化趋势日益被人们看好。

      二,数字媒体移动化趋势,随着移动技术的迅速发展,人们用手机收看电视、上网、读书、读报已经成为一种时尚,据统计,目前中国手机用户已经达到7.5亿,手机上网用户已经达到2.33亿,手机阅读用户今年将接近两亿,发展速度惊人。手机移动阅读携带方便、收费简便、读者群广泛,为数字媒体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将成为今后一个时期期刊数字化的一种重要形式。移动出版内容是集手机文学、手机书刊、手机游戏、手机动漫等等,几乎可以覆盖传统出版的所有形式。随着3G的广泛应用,移动阅读更加遍及,将催生出更多的产业形态和传播方式。

      三,盈利模式多样化趋势,盈利模式是人们非常关注的话题,也是数字化转型的一个坎儿,目前中国政府鼓励和支持传统媒体的内容生产者和媒体企业的合作联合,发挥各自优势实现资源共享、互利共赢、快速发展的目标,盈利模式在探索中初步呈现出付费阅读、广告等多元化的趋势。中国期刊数字化在快速发展的同时,目前其他数据库由于海量的作者,一个网络运行商几乎不可能得到作者的直接授权。因此,纠纷不断。如果这种问题得不到解决,将成为其他数字化的严重障碍。

      二是数字化发展的人才,数字化对产品的运行、营销、服务等都提出了新的要求,既懂数字技术又懂媒体运作规律的人员目前还不多,与数字媒体的快速发展很不适应。

      三盈利模式仍然是一个难题。盈利模式是数字化发展必须解决的关键因素,没有良好、成熟、稳定的盈利模式,数字化不可能持久向前推进。目前电子杂志就陷入了盈利模式的困境,一些电子杂志不得不停刊,这些问题我相信在数字化实现中将会局部得到解决。

      当前,中国推进数字出版面临极为有利的条件,数字出版业的发展势不可当。

      首先是中国政府实施数字出版战略,制定了鼓励传统出版向数字出版转型的一系列政策措施,积极推进覆盖整个行业的数字化重大项目实施。其中,国家数字符合出版系统、数字版权保护技术、中华智库、国家知识资源数据库等等国家级重大文化工程项目,采用国家支持和企业自主研发相结合的方式正在加快推进。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坚决打击侵权盗版行为,为数字出版健康发展体够保障。

      其次,中国政府力推数字技术发展,为数字技术发展提供了更为有利的条件。目前,中国政府正在力推技术创新建设,增强企业研发能力,以推动出版传媒技术升级换代,争取研发成功数字出版核心技术,构建广泛、传输快捷的新闻系统。

      根据规划,通过若干年的努力,将打造5—8个年产值超百亿的国家数字出版基地或国家出版产业园区,并制定了相应的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以鼓励企业加快技术科技投入。

      二、数字阅读人数快速增长。传统阅读方式向数字阅读方式转移,为发展数字出版提供了巨大的商机。国家文化体制改革全面推进,也将为期刊数字化注入了新的活力。面对数字出版的迅猛发展,有一部分人对数字出版产生了悲观的情绪,更有甚者预言传统出版会消失,坦率的说我对传统出版的未来仍然充满信心和未来。

      一,数字化不是洪水猛兽,而是春风送暖。一些人一开始就把自己站到数字化里面,这是一个天大的误解。传统出版从手抄到雕版印刷,从雕版印刷到火字印刷,从火字印刷到数字排版。数字化是出版技术手段的又一次革新,是出版传播途径的扩大和延伸,大大的提升了传统出版的传播力和影响力。数字出版对传统出版是如虎添翼、春风送暖,必将为传统出版带来新的生机和活力。

      二,传统出版仍然有着无穷的魅力。据美国杂志出版人公示不久前一项调查表明,在美国仍然有92%的成年人阅读杂志,2009年美国杂志订阅量继续保持上涨,2009年美国传媒新增期刊增量同比增长10%,在青少年当中,有75%的人阅读杂志,34岁以下杂志阅读者总量要大于这个年龄以上的杂志阅读群。由此可见,实际情况并不像有的人想象的那样,有了新媒体阅读器,年轻人就不再阅读传统出版物了,传统出版物仍然有着自己独特的魅力。当电视出现的时候,有人预言电影院将关门大吉,事实上电影院仍然发展火爆,有一些体验是网上购书无法替代的。当然新旧事物交替是发展规律,但是它是一个过程,是新事物在旧事物发展上的发展、超越,要理智来对待数字化。

      三,传统出版要积极主动利用数字化、融入数字化。数字出版的基础是传统出版,传统出版是数字出版的内容提供商,数字出版是传统出版传播介质的发展。在数字化面前我们不能迟疑,更不能彷徨,我有时候感到我们做传统出版的在数字化、网络化面前有点蒙头转向,网络媒体利用传统媒体的资源迅猛发展,进而成为自己的竞争对手而感到束手无策,大有被网络绑架的感觉。其实,网络也好,数字出版也好,它们卖得仍然是内容,而内容源头在传统出版。因此,传统出版理应主导网络出版、数字出版。我认为什么时候做传统出版的在这一点上觉醒了,数字出版才能真正走向健康发展的轨道。

      杭州素有人间天堂之美称,天堂是令人神往的,数字化被认为将改变人生阅读方式,是令人遐想的神秘空间。我们还不知道,数字化将走向何方,但我们知道未来总在人们的想象之外。正因为如此,数字化才值得我们去不懈的追求,谢谢大家。

  9. wjew说:

    槐师发了一个很有争议的帖子,顾自张家港快活了。但关于研究排斥的问题却让很多人揪心。图书馆学家是否一定要做图书馆实际工作才能研究图书馆?答案是否定的。道理很简单,难道研究犯罪学的专家必须犯过罪才能研究犯罪学?显然不是。在某种程度上说,图书馆学家没做过图书馆实际工作,和图书馆实际工作有一定的距离才能够研究好图书馆。研究者和研究对象需要有一定的距离才能够更加清楚地看见问题。那么,为什么图书馆学家对没做过图书馆实际工作的质问会如此敏感,反驳得如此苍白?(按槐师的雄辩,应该不至于将这个问题简单地抱怨为身份排斥吧,更不应该认为如果不是图书馆的人来研究图书馆,图书馆学的地位就高了。)

    图书馆学家的研究成果得不到图书馆界的尊重,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我们图书馆学家的研究水平怎么样?这是一个问题。比如说前段时间有图书馆学家呼吁要加强实证研究,这样的呼吁却让图书馆员有点目瞪口呆,因为我们图书馆员时常对学生说,你先要确定研究问题,再根据研究问题选择研究方法,而不能反过来。怎么图书馆学家却搞不明白这个问题,研究问题还没搞清楚却要呼吁搞实证研究。所以很多图书馆学家(不是所有的)研究素养较低导致图书馆学研究水平较低,这是一个无可回避的现实。其次,图书馆学是研究图书馆的,请问图书馆学家们,一年各位图书馆学家来图书馆借过几次书?咨询过几次图书馆员?听过几次图书馆的讲座?用过几次图书馆OPAC? 要研究图书馆,首先要做图书馆的用户。再问一下图书馆学家,你对图书馆的读者作过分析吗?对图书馆的馆藏结构和分布做过分析吗?你走访过图书馆员,和图书馆员深入交谈过吗?如果你不是近距离地观察图书馆现象,做出来的研究当然不会被人重视。例如,有图书馆学家说在数字化时代,索引要被淘汰的,这个观点显然是因为这些图书馆学家根本没有进图书馆书库去看看,有这么多的资料静静地躺在那里没有被挖掘出来,如果加强索引工作让这些资料能够完全被挖掘出来,我看很多常识会被颠覆。图书馆学家很少来图书馆,要来就是来坐在主席台上指点江山作报告,问题是你根本就没有好好地研究图书馆,你指点的江山当然会指鹿为马文不对题。现在有图书馆长已经拂袖而去了,这说明图书馆已经对图书馆学家的空谈很反感了,如果图书馆学家还高高在上,图书馆抛弃图书馆学家的日子不会太远?

    现在的很多图书馆学家脾气都很大,一动就骂人,骂别人狗阿猫阿,其实很可笑,你真以为图书馆员需要图书馆学家吗?不是,图书馆其实不需要图书馆学家,图书馆员也不是图书馆学家。所以完全不必对图书馆学家的宏论洗耳恭听。我一直认为,图书馆员不能成为图书馆学家,图书馆员也不要去研究图书馆,我们要把自己定义为信息专家,我们是信息专家,我们的专业领域和图书馆学是完全不同的,我们更加关注信息的组织、发现、评价和传递。要研究的是如何将合适的信息在合适的时间传递给合适的读者。如果你是一个学科馆员,你应该成为这个学科的领域信息专家。领域信息专家不同于领域专家,记不清那位哲学家说过知识有两种,一种是认识,知道是什么,另一种是查找,知道如何发现知识。图书馆员作为领域信息专家,显然是和后一种知识相关联的。图书馆员更需要那些从事信息组织信息(情报)学学者的研究成果。我们同时也应该是服务专家,关注用户的信息需求,能够挖掘用户的潜在信息需求,甚至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学术的发展。

    虽然,图书馆员不需要图书馆学,但社会还是需要图书馆学家的,因为图书馆学家的研究成果完全能够为社会的宏观图书馆政策,乃至宏观和微观信息政策服务,为社会决策提供重要的咨询建议。所以图书馆学家也不必灰心丧气。

    今天狠狠地得罪了图书馆学家,当然,我们批评图书馆学家,并不意味着图书馆学家都是这样的,有些图书馆学家,如槐师这些加入书社会,和书社会中的图书馆员打成一片的图书馆学家,是有非常高的研究水平和敏感性的,他们知道要做好图书馆学家,必须和图书馆员打成一片。如果那些训练有素的图书馆学家珍的能够放下身段来研究图书馆,研究图书馆员、馆藏和读者,研究图书馆的内外部环境,图书馆员会非常欢迎的。如果图书馆学家做了很好的研究,能够影响宏观政策,我们对图书馆学家心怀感激。

    (此帖是得罪帖,建议走过路过)

  10. wjew说:

    为什么图书馆学教授不需要到图书馆干几年?(存在三天) http://librarysalon.com/space-10-do-blog-id-5441.html 上文的来源

  11. wjew说:

    http://v.163.com/open/ 耶鲁大学 课程

  12. wjew说:

    2010年电子书:浪潮还是伪高潮? http://librarysalon.com/space-354-do-blog-id-5920.html

    四、三大硬伤,决定电子书难成正果

      在电子市场上,商务通、学习机、上网本等产品来去匆匆,火热一时便黯然退市,它们都不属于长寿品类。审视眼前的电子书,笔者比较悲观地认为,这个品类身上也并不具备长寿基因,电子书本身目前存在的三大硬伤,决定了它很难从“虚火”炼成“真火”。

      1、“两高”特征难以引发消费者的刚性需求

      1)高替代性。替代品繁多,如果说与手机、电脑等阅读终端相比,电子书在尺寸、便捷性、阅读舒适度方面还具备一定优势,但与ipad等相比,后者多媒体特点使得电纸书交互性差及界面僵硬的缺点更为突出,相形见绌。

      2)高价格。1000至3000多元的主流价位更让消费者对这个功能单一的阅读工具兴致索然,非常不值当。

      2、品类利益点明显单薄,不足以刺激消费者的购买需求

      1)电子书号称E-ink电子墨水技术如真书般效果不伤眼,但看到液晶屏就出现红肿、流泪等不适症状的人毕竟是少数,且现代大多数人的阅读都属于浅阅读、时长也不足以长到让双眼产生不适。

      2)“您随身的图书馆”无疑在说电纸书内存量大,可以装进很多个电子文本,预装500甚至上千本电子图书也是商家的常用噱头,就是想向消费者证明买电子书比买纸质书要划算。然而,有多少人需要一座图书馆?

      我们不妨来看这样一组数据,中国人每人每年平均阅读量:4.5 本;犹太人每人每年平均阅读量:64本;美国人每人每年平均阅读量:50本。“第七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显示:2009年,我国18—70周岁识字国民人均每天读书时长为14.70分钟,人均每天读报时长为21.02分钟,人均每天读杂志时长为15.40分钟,人均上网时长为每天34.09分钟,人均通过手机阅读的时长为6.06分钟。

      《新华每日电讯》曾这样描述过美国人爱读书的场景—— 在美国随处可见“见缝插针”的读书人:无论是在喧闹的地铁站台上或是车厢内,还是在静谧的公园里;无论是在充满闲情逸致的咖啡屋,还是在等待远行的机场大厅,不少美国人都会手捧一本书。而数据显示出多数中国人阅读兴趣并不浓厚,“一座图书馆”的藏书量即使不显得多余,至少对消费者也没多大吸引力,更不会发展到需要“随时随地”阅读的地步。这也难怪有的人在收到电纸书礼品时,刚开始还能有几天新鲜感,很快就冷淡下来放在家里懒得看。

      《南都周刊》曾如此假设:即使电子书狂潮是不可避免的变革,那么美国是不愁没有市场,可中国的问题是,我们去哪里找那么多人来阅读?汉王电子书其实做的是礼品,在广告轰炸和暗示中,变成一个同脑白金类似但却在知识光环下,显得更有品位的礼物。

      汉王某营销总监也不得不尴尬地承认:2010年的电子书,大多数是卖给了那些不看书的人。

      3、原始功能单一,且很难延伸出其他有价值的功能维系市场热度

      一个品类能够在市场上凸显价值并长期立足,前提是它必须具备有生命力的某项功能,即使当原始功能被替代时,还能衍生出新的功能使之始终满足消费者某些方面的需求。如手表最开始是“计时器”,但当手机等具有计时功能的产品诞生后,手表又因其“时尚装饰品”的衍生功能,而变成一种时尚饰品,依旧拥有广泛消费需求。

      电子书本质上是文字下载及显示器,利益点非常单一,一旦这个功能被替代或弱化,本身也没有其它具有独特价值的利益点,这就意味着它被替代和淘汰的可能非常高。对于“电子书”而言,人们对这个品类的需求,因功能更强大、优势更明显的替代品的大量存在而很难得到激发。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移动通信和互联网正在逐渐结合,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到来之际,电脑(包括PC、笔记本、上网本等)、电视、手机、MID等四块屏幕呈现出“集合成一块屏幕”的趋势,平板电脑和智能手机通过强大的功能和资源集成,已经成为移动互联时代的主角;而电子书还在试图用“E-ink电子墨水屏”类似纸质显示的利益诉求来打动消费者,试图单独再开辟出“第五块屏”,这显然是与移动互联网发展的大趋势是相背而行的。我们不难想象:虽然只是兼带了电子书功能,但ipad能收发邮件、浏览高清图片、播放视频、大量游戏,它很快就成了移动互联时代的新生明星,以礼品市场为主的电子书在终端遭受冷遇,一点也不意外。

      当电子书踌躇满志地“革”传统纸质书籍的“命”时,忽视了最重要的一点: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来临之际,整个人类世界传播的图像、文字、音频等信息资源都正在被“类pad”的产品革命,整个互联网以及移动通信的应用,都正在接受洗牌。

      当然,电子书还是一个新产品,它在色彩、速度、功能体验等方面还存在很大的改进空间,其自身特点在电子教科书市场上也有一定发展前景。但如果不能充分利用和融合移动互联网,那么对消费者来说,电子墨水屏、超大容量、超长待机……神马都将是浮云,我们现在看到的电子书浪潮也将会是一次彻底的伪高潮。

    (许浒传,消费电子市场深度观察者,长期以来致力于企业品牌战略与营销管理,担任腾讯财经、网易数码、太平洋电脑网、中关村在线、内刊网等知名媒体特约评论员和撰稿人。)

  13. wjew说:

    今天还去书店、图书馆吗?
    http://www.dfdaily.com/html/1170/2011/7/3/625898.shtml

  14. wjew说:

    夏丏尊:怎样避免浅陋阅读

      如果把阅读分开来说,一般科学的教科书应该偏重于阅,语言文字的教科书应该偏重在读。一般科学的教科书虽也用了文字写着,但我们学习的目标并不在文字上,譬如说,我们学地理、学化学,所当注意的是地理、化学书上所记着的事项本身,这些事项除图表外还用文字记着,但我们不必专从文字上记忆揣摩,只要从文字去求得内容就够了。至于语言文字的学科就不同,我们在国文教科书里读到一篇文章—假定是韩愈的《画记》,这时我们不但该知道韩愈这个人,理解这篇《画记》的内容,还该有别的目标如文章的结构、词句的式样、描写表现的方法等等,都得加以研究。如果读韩愈的《画记》,只知道当时曾有过这样的画,韩愈曾写过这样的一篇文章,那就等于不曾把这篇文章当作国文功课学习过。所以阅读两个字不妨分开来用,一般科学的教科书应懂它的内容,不必从文字上去瞎费力,只要好好地阅就行,像国文,英文两门是语言文字的功课,应在形式上多用力,只阅不够,该好好地读。

      不论是阅或是读,对于教科书该毫不放松,因为这是正式功课,是诸君职务上的工作。有疑难,得去翻字典;有问题,得去查书。这就是所谓参考了。参考书是为用功的人预备的,因为要参考先得有参考的项目或问题,这些项目或问题,要阅读认真的人才会从各方面发生。

      第一,我劝诸君暂时认定参考的范围,不要把自己所要参考的项目或问题抛荒。我们查字典,大概把所要查的字或典故查出了就满足,不会再分心在字典上的。可是如果是字典以外的参考书,一不小心,往往有辗转跑远的事情。举例来说,你读《桃花源记》,为了“乌托邦思想”的一个项目,去把马列斯的《理想乡消息》为作参考书读,是对的,但你得暂时记住,你所要参考的是“乌托邦思想”,不是别的项目。你不要因读了马列斯的这部《理想乡消息》就把心分到很远的地方去。马列斯是主张美术的,是社会思想家,你如果不留意,也许会把所读的《桃花源记》忘掉,在社会思想咧、美术咧等等的念头上打圈子,从甲方面转到乙方面,再从乙方面转到丙方面,结果会弄得头脑杂乱无章。

      第二,是劝诸君乘参考之便,留意一般书籍的性质和内容大略。除了查检字典和翻阅杂志上的单篇文字以外,所谓参考书者,普通都是一部一部的独立的书籍。一部书有一部书的性质、内容和组织式样,你为了参考,既有机会去见到某一部书,乘便把这一部书的情形知道一些,是并不费事的。诸君在中学里有种种规定要做的工作,课外读书的时间很少,有些书在常识上、将来应用上却非知道不可,例如,我们在中学校里不读《二十五史》、《十三经》,但《二十五史》、《十三经》是怎样的东西,却是该知道的常识。我们不做基督教徒,不必读圣书,但《新约》和《旧约》的大略内容,却是该知道的常识。如果你读历史课,对于“汉武帝扩展疆士”的题目,想知道得详细一点,去翻《史记》或是《汉书》,这时候你大概会先翻目录吧;你翻目录,一定会见到“本纪”“列传”“表”“志”或“书”等等的名目,这就是《史记》或《汉书》的组织构造。你读了里面的《汉武帝本纪》一篇,或全篇里的几段,再把这些目录看过,你就算是对于《史记》或《汉书》发生过关系,《史记》、《汉书》是怎样的书,你可懂得大概了。

      以下应该计的是趣味修养的书,这类的书,我在上回曾经讲过,种数不必多,选择要精。一种书可以只管读,读到厌倦才止。这类的书,也该尽量地利用参考书。例如:你现在正读着杜甫的诗集,那么有时候你得翻翻杜甫的传记、年谱以及别人诗话中对于杜诗的评语等等的书。你如果正读着王阳明的《传习录》,你得翻翻王阳明的集子、他的传记以及后人关于程、朱、陆、王的论争的著作。把自己正在读着的书做中心,再用别的书来做帮助,这样,才能使你读着的书更明白,更切实有味,不至于犯浅陋的毛病。

    来源:《夏丏尊教育名篇》

  15. wjew说:

    苏立康:在阅读中追求高品质生活

      年轻的时候多读一些书,就会形成一种好习惯,时间久了,就会变成一种信念,甚至成为你性格的一部分,让你终生受益不尽

      青春是每个人都要经历的人生阶段。我在给大家介绍个人的阅读经验时,就不能不提到我的青春时代。上个世纪50年代,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那是一个充满英雄主义教育的时期,也是一个很浪漫的时期。那个年代其实留下了许多非常值得回味的东西,印象最深刻的是阅读和歌曲。

      当时国内尽管出现了一批新的文学作品,但总体比较少,我们读的大多是苏联文学作品,比如《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普通义兵》、《青年近卫军》、《古丽雅的道路》以及《共青城》,等等。当然影响最深的还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书被喻为“一代人的生活教科书”。尽管内容讲的是苏联国内革命战争,但是保尔的形象还是非常生动地留在我们的记忆里,还有那段让我们热血沸腾的话:“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次。一个人的生命是应当这样度过的: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在临死的时候,他可以说,我已经把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当然我们也读俄罗斯文学作品,比如托尔斯泰的作品就读了不少。即使在上高中的时候,平时也有时间读书,假期更是集中地读,废寝忘食地读了大量的书。现在回头看看,这些书对我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比如,保尔的那段话就讲了一个人应有的生存状态和生命目的,那就是不能浪费时间,不能碌碌无为。读了这段话,我就想我每天的生活都要过得有意义。

      什么样的生活才有意义?那个时候同学都有计划地过日子。除了上课,排在第一位的任务当然是做功课,其次是做一些社会工作。解放初期我们都去扫盲,到街道找一些家庭妇女,教她们识字。有时我们也去看电影,或者开展竞赛……我们尽量让每天的生活过得都很有意义。晚上写日记的时候,经常想,我今天有没有浪费时间。如果有哪些时间用得不好,那么第二天一定要改一改。

      总之,年轻的时候多读一些书,就会形成一种好习惯,时间久了,就会变成一种信念,甚至成为你性格的一部分,让你终生受益不尽。

      在我们追求高品质生活的过程中,读书是一条捷径

      我从个人经历说起,实际上是想谈一个问题——阅读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谈青春成长的时候,大家最关注的问题,可能是我们应该追求什么品质的生活,追求一种什么样格调的生活。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读过周国平的一篇文章,题目叫做《人的高贵在于灵魂》。他说,法国思想家帕斯卡尔有一句名言:人是一枝有思想的芦苇。意思是说,人的生命像芦苇一样脆弱,宇宙间任何东西都能置人于死地。可是即使如此,人依然比宇宙间任何一个东西高贵得多,因为人是能够思想的。当然我们不该否认肉身生活的力量,但是人的高贵却在于他有灵魂生活,作为肉身的人,并无高低贵贱之分,唯有作为灵魂的人,由于内心世界的差异,才分出了高贵和平庸,乃至高贵和卑鄙。

      两千多年前,罗马军队攻进希腊的一座城市,他们发现一个老人正在沙地上专心研究一个图形,他就是古代著名的物理学家阿基米德。他死在罗马军人的剑下。当刀剑朝他劈来时,他说:“不要踩坏我的图。”也许在他看来,这个图高于他的生命。更早的时候,征服了欧亚大陆的亚历山大大帝遇到一个正在晒太阳的哲学家,便问他:“我能替你做些什么?”得到的回答是:“不要挡住我的阳光。”在这个哲学家看来,与阳光下的沉思相比,亚历山大大帝的赫赫战功显得无足轻重。这些例子表明古希腊优秀人物对于灵魂生活的热爱,他们爱思想胜于爱一切,把灵魂生活看得比任何外在的事务包括显赫的权势更加高贵。

      周国平在这篇文章里面还写道:有一回我乘车旅行,看见一个少年全神贯注读着一本书。他读得那么专心,还不时在随身携带的小本子上记着什么。好像完全听不见周围嘈杂的人声。望着他,我心中充满了感动,想起了自己青春年少的时代。那个时候只要拿起一本好书,就会忘记一切。周国平说,如今我自己是一个作家,出了好几本书,可是我却羡慕这个少年,有时候也想同样地追求我们的青春岁月。

      据我观察,人在年轻时多半是富于理想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却会变得越来越实际。由于生活的压力,大家都把眼光和精力投向外部世界。对于一个人来说,没有比这更可悲的事情。我暗暗祝愿他们保持纯正的追求,不要走上这条可悲的路。

      他这篇文章的思想,我想大家都能明白,是说人的高贵在于精神的不同,在于精神生活、精神境界的不一样。他特别肯定的是那些有非常纯正、执著的精神追求的人。那么怎样才能获得这样一种生活状态呢?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就是阅读。

      冯友兰先生说人生有四种境界:一种叫自然境界,一种叫功利境界。自然境界是最低的境界,你饿了就得吃,人为了繁衍后代,你就得结婚生子。然后就是功利的境界,就是有目的。第三种就是道德境界。第四种是宇宙境界。当然宇宙境界跟我们对整个世界、整个自然界的理解有关系。

      拿我来说,或者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在很长的时间里都没有宇宙境界。比如我们不懂得人和自然的关系、生态的平衡以及人类的和谐相处,很多东西我们过去不懂,比如地球村的概念。近年来,科学技术的进步让我们的视野变得更加开阔,让我们懂得的更多。在我们追求高品质生活的过程中,读书是一条捷径。

      阅读也改变了我们的精神,我们不仅获得新的经验,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丰富、改造了自我

      书籍可以概括整个世界和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这就在于它是对前人精神遗产的保护。文化的继承和精神遗产的继承是通过书本来完成的。应该说,这是唯一的途径。

      当然,你说其他的途径有没有?通过其他途径传递的文化也有很多,但是最重要的是读物,是书的记载。书籍能带给人很多东西,培根说:“读书足以怡情,足以博彩,足以长才。”“读史明知,读诗使人灵秀,伦理学使人庄重,逻辑修辞使人善变,凡有所学皆成性格。”

      杨绛先生有一篇文章叫做《读书苦乐》。她说,读书好比串门,隐身的串门。要参见亲爱的老师,或拜见有名的学者,不必事先打招呼,也不怕搅扰主人,翻开书面就闯进大门,而且可以经常去、时刻去。如果不得要领,还可以不辞而别。

      这些文字虽然非常质朴,但是告诉我们书籍是什么——是作者精神劳动的产物。书籍所负载的经验、知识、情感态度……所有这些都是作者精神的产物。阅读的过程其实就是我们用已有的经验和知识去理解、接受作者的经验和知识。书中的东西,有的会引起我们的共鸣,有的会使我们产生新的见解,有的可能会和我们发生碰撞,在碰撞当中我们可能会更深入地理解它、接受它。阅读的过程其实是阅读者精神劳动的过程,我们在阅读中获得的东西同样也是我们精神劳动的成果。从这点上讲,阅读也就改变了我们的精神,我们不仅获得新的经验,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丰富、改造了自我。因而,阅读使我们进入一种新的精神状态。

      前不久,我读到济南实验中学的一位学生写的一篇读后感。他写道:语文课本使我有幸拜读余秋雨的大作,与作者一起进行人生的思考。精神抖擞的学者,纵览中华文明的五千年,比如讲百里城、苏州小城,甚至到大漠……中华文明在他的挥手之间剖开。我是一位读者、一位旅行者,我是在跟从一位老师去看万种风情,去品尝中华文化,岳阳楼上的感叹、废墟上的默哀……我与一位心胸开阔的文人慢慢走过。

      这段话里面并没有刻画余秋雨的形象,只说站在巅峰之上,指点江山,纵览中华文明,这是一个形象的概括。这实际上是作者的一种智力活动,是一种概括的形象思维活动,而这应该说是很高级的思维活动。然后他看,他体察,他凭吊,最后充实了知识和情感。我读这些文字时很感动,因为读后感实际上展现了一种心灵成长的过程。阅读就是一个长期浸染和积淀的过程,这种东西浸染得多了,接受得多了,量的变化就会带来质的变化。

      文化经典包含了非常丰富的思想,这些东西应该认真地去读,一个好的精神底子会对我们的一生产生影响

      对中学生来说,一定要多读一些常识性的书,广泛地读。中学时代的积累并不需要很强的专业性,比如《十万个为什么》、《上下五千年》,讲的都是常识性的知识,但是很有意思。当你形成一个比较宽广的知识面的时候,就会对很多东西感兴趣。当你升入大学、面对专业选择的时候,可能更容易选择你真正喜欢的专业。

      另外就是要阅读经典。高中课标建议我们读的文化经典著作有很多,比如论语、孟子、庄子,等等。大家都听过于丹讲论语,她用很多例子来讲她对论语的理解。这也说明,面对经典,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读出自己的理解来。

      大家可能不知道杨振宁读孟子的故事。高二时,父亲给他请了一个老师专讲孟子。杨振宁后来说,孟子对他影响太大了,包括在研究当中碰到难题的时候,孟子的思想都对他有直接的启发。

      阅读经典还有助于我们打好精神的底子。院士杨叔子有一篇文章里谈到阅读经典,他说古代诗歌曾经对他产生非常大的影响。杨叔子小时候还是抗日战争时期,那个时候他读的第一本书就是《唐诗三百首》。读到李白的《静夜思》时,父亲跟他说,我们的故乡被日本人侵占了,这些你不要忘记。以后一读唐诗就会想到这些。他说当念到诗经里面的“岂曰无衣,与子同袍”,就深感中华民族同仇敌忾的精神;当读到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就赞叹这种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文化经典包含了非常丰富的思想,这些东西应该认真地去读,一个好的精神底子会对我们的一生产生影响。

      我曾请北京四中的一位老师帮我做了一个调查,了解现在同学们在读什么书。他调查了两个班的读书情况,然后跟我说,他们读的没有一部是经典,鲁迅、矛盾、巴金、沈从文这些人的书在同学们读的书目里没有,国外的雨果、海明威等人的书也是同样情况。其实,这些经典是值得我们认真阅读的。什么是经典?经典是几百年、上千年积淀下来的精神财富,是经过人们阅读的过滤,经过细密的思想的网筛选出来的精华。我们的时间那么紧张、宝贵,我们只有很少的时间来读书,当然要挑最好的书来读,从中获得精神滋养。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怎样读书。熟读深知,有些书里有值得回味的文段,要反复去阅读。而且不动笔墨不读书,书中总有一些让你怦然心动的句子,它们也许在跟你讲一种深邃的思想,也许在告诉你一些深刻的生活经验,也许作者的描写、抒情让你感到那么美,那么受到打动。这些给人印象非常深刻的东西,你应该把它记下来,不仅仅是摘要,还要写出自己的理解、自己的感受。要让它在你的头脑里有一个消化过程,这样才能真正把书读好,而不是读后就成为过眼烟云。

      最后要说的是诵读,诵读是读书的一个重要方法。有一位先生对诵读有一个非常好的说法,他说语文学科不应该只用心与眼来学习,还可以运用口与耳来学习。吟诵的时候,对于书中内容,不仅是理智的了解,而且有亲切的体会,不知不觉化为自己的东西。这是最可贵的一种境界,学习语文学科只有达到这种境界,才能终生受用不尽。我觉得这个“不知不觉之间”值得我们好好体会。读得多了,反复地读,那么这些东西逐渐就成为你的语言的一部分,也成为你思想和生活的一部分,那个时候你就真正地融会贯通,真正地让自己的语言、思想和情感丰富了起来。

      (苏立康:北京教育学院教授,北京市模范教师。中央广播电视大学特聘主讲教师,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北京市语文教学研究会会长。) 

    文章来源:《中国教育报》

  16. wjew说:

    网上乱看的时候看到下面这篇,有些意思。不过那人皮书,想想就发抖,不知道怎么想到此种材质。那个遗命以己之肤做书页的人又是怎样的心态呢?继续抖。。。。

    铅铁书、羊皮书和人皮书:五花八门的书史趣话

    2005年06月28日 13:09
    做书的材料

    在纸发明以前,供书写的材料多种多样,除了甲骨、竹木、帛以外,从一些记载和已得的实物来考察,在世界范围内,至少还有下面一些:

    石头。巴比伦国王汉谟拉比(公元前2067-前2025年)曾制定一部有名的《汉谟拉比法典》,载有保护奴隶主阶级利益的法律条文,据说就是刻在一根高八尺的石柱上的。这可以称为石头书。缅甸也有石头书,现藏在被称为“多宝之城”的曼德勒。书由大理石板制成,共731块,每块高一米半、重两吨多,全书占地面积超过五公

    顷。书的内容系讲述佛教哲学。我们中国也老早就有了石头书,至今能见到的很多。其中成书最早的要推唐朝初年在陕西凤翔县掘到的十个石鼓,上面的文字即被称为石鼓文。另有汉代熹平石经、唐开成石经、后蜀石经、北宋汴京国子监石经、南宋杭州高宗御书石经、清乾隆石经以及北京附近的房山石经等,也都是刻在石头上的。

    铅。十七世纪末,有人在罗马买到一本铅书,外皮与正文六页,都是铅板做的。

    铁。我国古来就有“铁券丹书”之说,两千多年前的晋国还曾把范宣子的刑书铸在铁鼎上。前不久保加利亚加布罗夫斯克市“讽刺与漫画作品”博物馆还展出了由弗拉茨·科斯托夫铸成的一本铁书,重四公斤,全书共二十页,书的内容是加布罗夫斯克市的著名的格言和谚语。

    羊皮。公元前二世纪,柏加马斯国王曾用羊皮写字。小亚细亚佩尔加梅城的人们也把小羊皮或羊皮在石灰水中洗净、晾干,绷在框架上,用厚石将它打磨平整,再涂上蜜,制成羊皮纸,再用来写书。

    人皮。在法国德勒斯登的图书馆里,有一本墨西哥历书,是写在人皮上的。维也纳也有一本用同样材料制作并带有图书着色的墨西哥抄本。法国有一位伯爵夫人十分喜爱著名天文学家、诗人卡米尔·弗拉马立翁博士的诗集《空中的土地》,她临死以前在遗嘱中提出要用自己肩上的皮装订这本书,后人照办了,并且在这本书的封面上烫有这样几个法文金字:“遵照一位女士的心愿,用她的皮装订而成。1882年。”

    兽皮。据说古代柬埔寨曾用麋鹿皮染黑后写一般文字和官府文书,但不是用墨写,而是用一种粉黏合搓成小条子在皮上画字,画后永不脱落。

    木。这与我国古代的木牍在形制上是不同的。外国出现木书的时间约在公元一世纪,它的做法是,在当书页用的薄木上浇上溶蜡,趁蜡未干的时候将其刮平,待蜡凝固后,用尖棒在蜡上写字,然后用绳子把数块写好字的木板串接在一起,就成了书。

    草。埃及尼罗河上游生长一种灯芯草,茎高约六尺,有人称它为“埃及芦苇”,也就是所谓“纸草”。在古代,当地人将纸草加工成长卷,在上面写字。这可称为“纸草书”。目前巴黎的卢浮宫还保存有四千五百年前写的一卷纸草书样本。

    树皮。古代拉丁人喜欢用树皮写字,现今德国卡塞尔市的博物馆里也存有用树皮写的书,每本书的背脊上还钉有金色小牌,上用德文、拉丁文两种文字注明书名。

    贝叶。在我国云南西双版纳傣族村寨里,有一种高达十五六米的棕榈树,傣语叫“戈兰”,学名叫“贝叶棕”,过去傣族人用它的叶子刻写经文,称贝叶经。西双版纳原有的五百多座佛寺里保存贝叶经五万册。

    除了上面讲到的外,现代尚有钢书。此书陈列在南美洲巴西圣保罗市中心广场上,是用不锈钢薄板铸刻的,共——千页,书中记录着圣保罗城市的历史沿革、风土人情、名胜古迹。

    造伪书的动机

    隋文帝统一全国建立隋朝以后,曾求佚书于天下。他下诏:献书一卷赏赐绢一匹。当时有个叫刘炫的人,就日以继夜地写书,他不是搞“创作”,而是在造伪。不久他就造出《连山易》、《鲁史术》等伪书一百卷,恭恭敬敬地献至官府。那个当官的不识真伪,他因此而发了一笔不小的财。

    在我国的古籍中,伪书是很不少的。所谓伪书,简单地说,就是原书失传以后,有人冒名伪作,或原本并无其书而有人伪造后,托古人或当代人之名,

    在社会上流传。这类伪书始自何时,目前尚无确论,有文字可考的,则是西汉刘向、刘歆父子所编《七略》中提到的一些书,如对于《神农》一书,《七略》中明言:“疑李俚及商君所说。”对于《黄帝》一书则说它:“或言韩公孙子所作也。”这就是说,当时见存的《神农》及《黄帝》均非神农和黄帝所著,而是后人伪造的。除这两书之外,《七略》还提到一些别的伪书。现在虽然《七略》已佚,无法见到,但后来班固所著《汉书·艺文志》就是根据它写成的,所以想了解早期有哪些伪书,《汉书·艺文志》可供参看。

    汉代以后,伪书屡出,而且各类书都有伪作。清代姚际恒著《古今伪书考》,列伪书甚多。今人张心编著的《伪书通考》所辨四部及道藏佛藏中的伪书达一千多种,数目不能说不大。

    那么为什么有人要做伪呢?除上面说到的刘炫为了欺世牟利外,还有多种多样动机,常见的有:

    一、托古自重。由于如《淮南子·修务篇》所说的:“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近。”所以有人就把自己所著之书,托名为古人所写,达到在社会上流传的目的。比如现在尚能见到的一部书《杂事秘辛》,据梁启超看后说,是写东汉时梁冀家事。那时皇帝选妃,看中了梁大将军的小姐,由皇太后派一个保姆去检查梁小姐的身体。文章写得非常精美。作者本是明时杨用修,可是他为了抬高书的价值,偏说是汉人所做,他只是从旧书摊上偶然得之,并刻传于世。可是书中写到的风俗、典礼、衣服、首饰与汉时全不相合。

    二、挟嫌谤人。这种事在封建社会里是层出不穷的。如唐代欧阳询是有名的书法家,人品也极好,但不能见容于某些人,那些人伪造了一部《补江总白猿传》来污蔑欧阳询。胡应麟著《四部正伪》中说:“《白猿传》,唐人以谤欧阳询者。询状瘦削,像猿猴,故当时无名子造言以谤之。此书本题《补江总白猿传》,盖伪撰者托总为名,不只诬询,兼以诬总。”

    三、求同伐异。如后汉的郑玄,注解群经,著作甚丰。稍晚于他的王肃,想推翻他的学说,而自己又拿不出货真价实的学问来,于是自注伪造的《孔子家语》,并作序说:郑氏之学不可靠,而自己所论则与孔子后人所藏的孔子书相合。造伪者的人格是十分卑下的,一经拆穿,就会为人所不齿。汉代的张霸,因《尚书》在秦灭以后只剩下二十八篇,当时汉成帝又酷好这部书,便伪造了一部,比原本的《尚书》还多出两篇,自称是春秋以前的旧物,并呈给成帝。成帝当然高兴,赐给他一个博士官职。但后来发现除原有二十八篇外,其余全是假的,一时朝野轰动,都主张杀掉张霸,成帝倒饶了他一命,只把他的博士一职革掉完事,他的名誉也就一塌糊涂了。

    借书的条件

    古代的藏书家,不肯轻易将书示人。如果有人向他们借阅,即使勉强借出,也常常附加苛刻的条件,现在看来,颇觉有趣——

    索取礼物。如《野客丛书》卷十说:“愿公借我藏书目,时送一鸱开锁鱼。”还有黄山谷借书诗中也有“不持两鸱酒,肯假一车书”。这里说的“鸱”,为古代的盛酒器。据何蘧《春渚纪闻》卷二说:“古人借书,先以酒礼通殷勤,借书还书皆用之耳。”

    必须互借。如清初藏书家曹溶所订《流通古书约》中规定:凡借人家书,必先带上自己的藏书目,登门交给书主过目。书主看过以后,如果发现有自己也想看的书,那就约定日期,各人到对方家中去抄录,而且所抄书的数量必须对等。抄完后将抄本带回,原书不准带出门,以防遗失。

    借阅手续繁多。如光绪年间广雅书院山长梁鼎芬立的《丰湖藏书四约》中有“借书约”规定:“每月以初二、十二、二十二这三日为限,借书者,是日清晨亲到书藏携取,用洁净布巾包好,徒手者不借。……借书之期,限以十日。……借书不得全帙携取,五本为一部者,许借一本,一本读毕,再借第二本。若一本为部者,许在书籍桌中翻阅,不得借出。”此外还规定地方长官、衙署幕友、学校教授官、监院等不借,因这些人“公门转折,事繁弊杂”,怕书借出后收不回来。

    除了上面这些,还有像清末民初湖南藏书家叶德辉,曾在《藏书十约》中写道:“非有书互抄之友,不轻借抄;非其同志著书之人,不轻借阅。……远客来观,一主一宾,一书童相随,仆人不得从入藏书之室。”

    古人借书如此之难,所以那时的读书人,尤其是贫苦知识分子,读书是十分不容易的。袁枚的《黄生借书说》写道:“余幼好书,家贫难致。有张氏藏书甚富,往借不与,归而形诸梦。”由此可见一斑。

    多灾多难话秘藏

    1982年12月18日,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东北一百九十公里外的历史名城阿努拉达普拉市发现了一部用金制作的佛经,此书据说原是该城的佛学讲经堂的讲本,由于该地一度被外敌入侵,僧侣们将书折叠起来藏入陶罐,埋在地下。后来,这批僧侣全部被敌人杀死,他们所埋的书也就不被外人知道,时间长达千年以上。

    在干戈相向、世事纷扰的年代,为防书的散失,一些读书人往往把书秘藏于不易为外人察觉的地方,用心可谓良苦。焚书坑儒时,秦始皇下令“非博士官所职,天下苟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当时孔子的后裔将大批儒家经典藏于原鲁国的孔府墙壁中,故后人称作“鲁壁藏书”。

    与此同时,秦的都城咸阳也有人将大批书偷运至湖南,并藏于沅陵县境内一座山的洞中。此山名二酉山,山分为二:一为“大酉”,一为“小酉”。洞在小酉山,洞口宽约二米,一人多高,深十五米左右。洞内有如几、架模样的岩石,书就是放置在上头的。据《太平御览·荆州记》载,所藏书约有几千卷,清朝湖南督学在洞内附近长条形巨石上刻有“古藏书处”四字,后人称此洞为“二酉藏书洞”,并且流传出了一句“学富五车,书通二酉”的成语,用来形容某一个人读书之多。

    清末(1899年),人们在位于甘肃境内的敦煌县城东南四五十里之地的鸣沙山名“千佛洞”中,发现了大量的佛经、道经、史地材料、语言及文学材料,并儒家经典及其他,经许多学者研究,认定是宋朝僧人避西夏之乱时藏在里面的。由于这些书是在敦煌发现的,所以后来学者通称其为“敦煌遗书”。

    另据古籍记载,浙江南湖袁学土桥,系宋时藏书家胡梅故居,宋恭帝元年,元军入侵,胡梅“从军北上”。后来兵败,徒步回到家乡后,避难新昌,筑了一个石窑,将所有书藏于窑中,终免毁损。

    摘自《书趣》奚椿年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5年1月版。
    阅自:http://www.ce.cn/xwzx/kjwh/gdxw/200506/28/t20050628_4079301_1.shtml

  17. wjew说:

    利求同:大学图书馆的严冬——透视哈佛图书馆重组

    元旦刚过,哈佛就爆出一条不大不小的新闻:全校图书馆重组。之前有小道消息在传,现在不幸证实了。图书馆职工都接到了一封“邀请”,提交履历表,列出自己的资质、技能和岗位选择,统称“雇员画像”(employee profile),以协助校方重新录用——全球最大的大学图书馆系统的全体雇员,就此“实质性”下岗了。一时间,网上风暴骤起,师生、校友纷纷表达担忧和愤怒。哈佛院子里,图书馆职工和支持者举起了抗议的横幅。但是没几天,校园又恢复了隆冬的宁静。

    美国其他私立大学和州立大学,会不会学习哈佛老大哥,也向图书馆开刀呢?现在的经济形势,业内业外什么样的猜测都有。

    这确是前无古人的事件,由不得不为哈佛的同行和图书馆员工的生计事业担忧,他们可是优秀的大学图书馆人才啊。但震惊担忧之外,也让人意识到,在这看似劳动纠纷的后面,有着更大、更根本的社会危机:我们的知识管理系统出什么问题了?是怎么引发的?后果会如何?该怎么应对?

    知识的管理传播是人类社会的微循环系统,为日常生活、科学探索、以及精神进取递送隐形“燃料”。为此,人类发明了图书馆,专司知识的收集、整理、传递、保存和使用。传统上,出于一种知识为天下公器的价值,图书馆普遍是非赢利营运的。进入现代社会,公共图书馆的普及,还承载并伸张着民主、自由、知识面前人人平等的理想。这一知识管理模式,可以上溯到两千三百年前的埃及,托勒密王朝建立的亚历山大城图书馆(参见拙文《心智的圣所》)。现代图书馆是亚历山大城的孩子,那满载印刷品的排排书架、静谧宽敞的阅览室、一丝不苟又热心服务的馆员,每每让用功的读者感觉宾至如归。图书馆的感召力和尊严,甚至表现在她的规划布局上。如果您稍稍留意就会发现,不论大学校园、科研机构,还是大小城镇,图书馆总是居于靠近中心的位置。这个设计是为读者着想,给尽可能多的人接触知识的便利,真可谓条条道路通向图书馆——心智的圣所。

    然而,近年来,这知识殿堂的伊甸园般的平静被打破了,基石经受着一次次震荡,出现了一条条裂缝。一场大风暴在酝酿之中,它的名字叫数码技术,叫互联网。

    互联网时代的降临,便是哈佛图书馆重组的直接动因。

    哈佛图书馆刚卸任的馆长、历史学教授达顿(Robert Darnton)博士观察到:阅读成为人文学科的热门话题之一,反映的正是人们的阅读从纸媒转向了荧屏(电脑、阅读器、手机等)这一事实。而随着读者与信息载体的“对话方式”的改变,纸张印刷让位于数码技术,图书馆就感受到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挑战,必须应战了。哈佛的图书馆重组计划是二〇〇九年启动的,领导班子以大学教务长为首,包括几位院长和图书馆负责人,共十人。他们调查了全校的信息需求,信息技术的最新进展和图书馆现有的运作模式后,认为,数码技术对教学科研已经产生深远的影响;未来的大学教育,其大量的日常的工作,就是获取并处理数码化信息。因此,大学图书馆的改革势在必行,而哈佛应当成为二十一世纪研究型图书馆的楷模(参见《古滕堡2.0》)。

    但是,图书馆怎么改革,她的新模式该向哪个方向努力呢?我以为首先需要搞清楚一个基本问题:图书馆面临的到底是什么样的挑战,即互联网究竟改变了什么,以至于哈佛图书馆不得不走上全面重组之路?

    互联网是一个新时代的称号,这新时代诞生成长于数码技术的发达和普及。在这场大变局中,迄今种种迹象显示,似乎传统图书馆碰上了“终结者”(terminator)——互联网确实“来者不善”,借用哈佛商学院克里森(Clayton Christensen)教授提出的概念,是所谓的“搅局型创新”(disruptive innovation)。典型的搅局型创新是这样的:一种新产品,例如移动电话(手机),刚问世时,功能很有限,售价也昂贵,老百姓用不起,几乎是某些有钱人或特权阶层的身份标记。但是随着技术进步和设计完善,手机变得名副其实了,小巧玲珑,还能上网,成本也大大下降。很快,它就有了庞大的消费者群体,社会也普遍接受了以它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和人们的信息交流方式。于是,整个市场、身份和人际关系为之一变,搅局完成。 搅局型创新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新旧技术产品交替带来的广泛的社会后果,从一个厂家品牌到一门行业的兴衰。纵观历史,这样的变革是经常发生的。科学上的创新,本身无所谓搅局,如抗菌素和钢筋混凝土的发明;搅局是新技术推向社会之后,尤其是商业化的结果。而互联网技术的一大优势,便是易于同各种商业模式结合,在市场上汲取大量投资和人力物力资源。商品化了的数码技术全方位渗透了我们的生活,在获得市场和消费者的同时,它还要求上层建筑为之提供空间,接受它的产品为主流思想意识和行为标准。至此,一场技术搅局就演成了深刻的社会变革,颠覆了以旧产品旧行为方式为代表的价值取向和社会组织结构;新的价值观和社会行为模式开始运作,并支配我们的想象力。新时代开始了。这就是终结者式的搅局型创新,可以说是此类创新中的最高品种。对此,我们必须给予特殊的关切和研究,否则会适应不了,甚至受到“伤害”。

    历史上,包容并利用科技发明来完善自身,图书馆不乏成功的经验。在欧洲,古藤堡印刷术就是经典的一例。印刷术把知识产品从中世纪寺院手抄制作中解放出来,规模化的生产降低了成本和价格,带来图书市场的繁荣。之前,书籍(如羊皮纸抄本)是昂贵的财产。英诗之父乔叟做过伦敦港的关税主任和皇家建筑主事,出入英王的宫廷。他拥有一个六十来部书的私人图书馆,在当时算是很好的条件了。而到了十七世纪,印刷术普及,剑桥毕业的普通清教徒约翰.哈佛先生就可以拥有约四百部书的收藏,遗赠给了哈佛,大学图书馆得以起家。印刷术让书籍跳出贵族和僧侣阶层,来到大众中间,为自己造就了庞大的消费者群体和产品市场,手抄本时代一去不复返了。面对印刷术,图书馆抓住了发展的契机,不遗余力地收集印刷品,并发明了新型检索工具,如杜威十进制分类法(Dewey decimal classification,1876)和分面分类法(Faceted classification)等,大大方便了以印刷品为主体的馆藏使用。还有星罗棋布的分馆布局、馆际互借系统、以及密集型书架等,都能有效应对印刷术的挑战。其他创造发明,如录音、录像,缩微胶片等也是如此,图书馆一直与新技术齐头并进。这是因为图书馆的“基因”中蕴藏着巨大的包容力,她的创建者从一开始就清醒地认识到,人类对自然和自身的探索是一个无止境的过程,因而知识载体的发展变化是必然的。图书馆作为知识管理传播的社会中坚机构,必须在组织结构和技术手段上能够包容并灵活地利用所有的新技术,才能在最小成本的基础上,满足不断增长的社会需求。(参见拙文《Pinakes》)

    进入互联网时代,这屡试不爽的包容力却似乎失效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数码技术的发轫期,“Dialog”、“WestLaw”等大型文献数据库萌芽,图书馆立刻购买,加紧培训数据库使用人才,开始提供收费数据库搜索服务。在我国,图书馆也是互联网技术引入的先锋,参与了初期试验,拿下国家最早的互联网项目之一:网络图书馆联合目录。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在国内大型图书馆主持工作的老同学们就开始同我通电邮,隔洋通信了。但是,各国图书馆的这些努力没有到达预期效果。相反,随着互联网普及,图书馆的数码信息和技术的引入力度加大,研究型图书馆的馆藏利用率却锐减,在知识信息领域,被迅速边缘化了。哈佛图书馆财政年度统计数据表明:相对上一年度,二〇一〇年的出借量下降了33%(从二百万件次降到一百五十万件次)。图书馆数码联合目录的条目量增加了13%,搜索量却下降了6%。电子图文收藏增加54%,搜索量也是不升反降,下跌了10%。形势很不乐观。

    问题出在哪里?一个普遍的看法是,互联网在同图书馆竞争,抢夺知识管理这块地盘,占了上风,情况才变糟了。按照这思路,图书馆的应对策略是进一步强化互联网技术引入和服务改革。但这一对策逻辑上自相矛盾,实践上也只是一厢情愿。如果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这竞争对手只是假设而非事实。事实是,互联网并没有在同图书馆直接竞争,真正陷图书馆于困境的是:互联网的用户,即日益增长的网民人口的信息意识和行为方式变了。换言之,数码技术不是印刷术的同类,也不是“古藤堡2.0版”。图书馆犯了一个经验性错误,把互联网按惯例处理了,以为引入新技术、馆藏数码化,搞好数码信息服务,就可以万事大吉,维持自己的知识管理老大的地位。殊不知,互联网是终结者式的搅局型创新,有着不同于传统知识载体的信息交流方式。这创新是以全社会为其改造对象,足以把整个世界引向“虚拟”(the virtual)。让我们做一番简要的考察。

    数码技术首先革新的是信息载体,就是以0和1构成的电子编码形式存储、运载、处理数据,类似于电报电码。本来,图书馆掌握着以纸张印刷产品为主体的知识管理系统,同数码技术没有直接的交道。但数码技术不断发展,不仅可以联机分享电脑功能资源,还发展了电子邮件通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互联网的雏形在西方一些重点科研机构和大学的部分师生中开始使用。九十年代起,数码技术突飞猛进。电脑频繁更新换代,个人联网器具、搜索器功能强劲,互联网迅速普及,短短几年就遍及全球。网络承载的信息品种也多样化了,文字音像,应有尽有,人机互动功能向“无缝隙”状态靠近,速度和承载量大幅提升。互联网载体技术成熟了,其结果便是今天我们熟悉的“虚拟空间”。

    在这个崭新的空间,信息的收集、整理、传播、保存、使用功能都更新换代了,更重要的是,它突破了传统知识管理系统的框架,直接提供知识创造的空间和记录手段,第一次把知识生产环节和管理功能集于一身。互联网简化甚至消灭了知识产业链各环节间的过渡和重复劳动,在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率两方面,都锐不可挡。虚拟空间这个新信息世界在发展过程中,同在纸质印刷产品的“实体世界”平行共存。到二〇〇七年,尽管94%的信息产品已数码化,印刷产品仍有长足增长。据波科公司(Bowker)统计,美国传统书籍出版量连续增长,二〇〇九年相对上一年增长4%,二〇一〇年再增长5%。新书包括新版从二〇〇九年的302,410万种上升到316,480万种。可见,图书馆并没有失去她的传统馆藏即印刷品,表面上,还可以照常运作。然而,虚拟空间的技术能量蕴藏着的商机,象一块磁石吸引着资本,形形色色的商业模式出笼,大规模商品化信息如燎原之火,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世界。虚拟空间以实体世界为模仿追逐的对象,渐渐地,它有了自己的建筑,有了访问、逗留和长期居住在那里的人,以及他们的娱乐、工作、事业,乃至独特的行为准则和伦理价值。于是,一个越来越貌似实体世界的虚拟社会成长起来,侵入了实体世界。这时,实体世界的各个领域,不论单位个人,都面对互联网的冲击,躲不开了。所以才有了上文说的,哈佛承认互联网在改变高等教育,图书馆必须重组回应。同样,传统的纸媒出版界也被迫同诸如亚马逊购物网站一类的对手竞争,争夺作者和出版发行权。格局变了,行业、学科间的分界在模糊消失,竞争在所料不及处展开。全社会在实体和虚拟空间中大规模重组,而且速度越来越快。图书馆当然也不能幸免。但简单地在技术层面上跟进,就远远不够了,因为这场科学技术同资本市场结合的大搅局,交错感应太强,面太广,太复杂,它正在抛弃传统的知识生产和管理的理念及系统,孕育培植的是一种全新的世界观和体系。

    互联网技术上的创新突破与多样化的商业模式结合,带来新型知识产品开发的旺季。创业者雄心勃勃,大量资金和英才聚集在互联网及相关产业,致力于实用型产品研发和普及。除了电邮、搜索器、手机等先行产品外,电子商务、电子书刊、阅读器、“云技术”(cloud technology)等等,新产品层出不穷,“粉丝”遍地。但最得刮目相看的是社交型网络产品和服务。商家推出了各式各样的网站自制软件、BBS、博客、 微博、“脸谱”社交网、YouTube等等。用户上载自己的文字、摄影、音乐,同全世界在任意时间段交流分享,简单到了键盘一敲的地步。不要小看这一敲,正是这一敲,世道就变了。有史以来,实体世界的知识管理系统,通常只有成文的、通过正规出版发行渠道的“成熟”知识才能入内。而谁可以称为作者(知识生产者)、每件文献在图书馆中占据什么位置,都有一定的门槛和标准。所以图书馆是一个选择性知识管理系统,其规则和手段都是为这狭义的知识范畴设计运作的。大部分信息——那些口耳相传的消息、智慧和“谣言”,那些信息主体(人与物)每时每刻有意无意散布的信号——都被排除在图书馆外。进入互联网,芸芸众生突然有了发言的空间和手段,享有越来越大的实质性的言论自由,不论法律如何限制;昔日的知识产品使用者,如今摇身一变,成了生产者/消费者的双重身份,并得到虚拟世界的认定。进不了图书馆大门的信息,在网上不再受歧视,被”永久收藏”,获得与经过图书馆选择的“贵族”文献的同等待遇。于是,人们心中的那个充满了表达和交流欲的“迷你人”被释放出来,在网上无拘无束、毫无怨言地耕耘,享受虚拟世界提供的各种便利。这些生活轨迹都被互联网一丝不苟地记录下来了。商家是何等精明,极有远见地从这释放出来的能量中看到巨大商机。于是,以谷歌和“脸谱”为代表的新型商业模式脱颖而出。

    新模式之“新”,在于出售的不是普通用户使用的产品,如,谷歌搜索器的检索服务、加入“脸谱”社交网都是免费的。那么,这些商家是靠卖什么东西而成为全球最大、利润最高的一批公司的呢?原来,它们是靠出售大家搜索互联网、同朋友家人联络、发微博、记博客日志,这些留存网络的信息过日子的。例如,您收集了几条北京旅游信息。这一行为在传统知识管理系统中,只是毫无意义、瞬间即逝的小事,没有系统可靠的手段来收集利用。虚拟世界就不同了,您上谷歌搜索北京旅游,谷歌可以通过编好的逻辑推演算式,把这一行为信息转换为市场信息,解释为“您(网络用户/消费者)可能是旅游产品的购买者”,并将这理解做成商品,以拍卖方式按出价高低分档次卖给商家。又如,个人隐私向来就有价值,但因为伦理责任同法律约束,大规模记录收集不易,拿来做商品交易便是忌讳。有了互联网,相关技术难题解决,巨量的个人信息商品化,就成了公开交易的抢手货。比如,个人公司(Personal Inc.)宣称,“信息是一种新型货币”。该公司集资八百万美元,业务则是帮助客户向广告商出售个人信息。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已有成百上千家公司结成网络,专事收集网民的个人信息:网上行为、政治观点、健康担忧、购物倾向、财务状况、甚至用户的年龄、真实姓名住址,等等,然后把这些信息打包,卖给营运额为26亿美元的美国网络广告业。同时,为了把生意做大,个人信息财产化也已提上了全球资本的议事日程。去年一月,在瑞士达沃斯论坛上,商界领袖和经济学家讨论的一个中心问题便是:呼吁给予人们“代表自己”的权利,个人信息归于私人财产,以便将管理和出售个人信息充分合法化。大会宣称,应当把社会的关注重心从纯隐私问题转向财产权利,为个人信息商品化扫除最后的法律与伦理障碍。

    就这样,在网络世界,知识生产者和消费者结为一体了,信息与知识不再分你我,连个人隐私也在争取财产的名分。这知识商品化的进程,在拓展知识范畴的同时,弥漫到整个信息领域,紧随着资本市场的需求。渐渐地,虚拟世界被打造成“理想化“的实体世界的镜像。它拥有 “一望无际”的疆域,充满了活力;它信奉民主自由,绝对的言论自由和契约自由;它“博学”,容易使用;它高效,且忠于职守。尝到了虚拟世界甜头的人们,开始按新的行为模式生活,导致实体世界的知识价值观改变,开始认同并反过来追随虚拟世界。

    图书馆面临的挑战,正是读者被这虚拟世界吸纳后的局势。越来越多的人习惯了网络带来的生活便利,并开始拿那里的标准来观察审度实体世界,包括图书馆,连同它娴熟的印刷品知识的管理。他们马上觉得,图书馆的收藏范围狭窄,信息种类不全,对新知识反映迟钝,而网上什么都有,包括印刷品的电子版。图书馆的藏品只能一书一地一人地使用,常常得排队等候。尤其不便的是,借还书籍得上图书馆,哪像互联网,在被窝里躺着就办成了。检索馆藏就更麻烦了。馆藏知识的基本单位,是出版物的物质形体,如一本书、一张唱片,一幅地图。传统的图书管理便是围绕这物质形态组织的,检索工具没法指示出版物的具体内容。例如,读者若是想了解喜马拉雅山,无论地理常识还是专门信息,如某年夏季平均温度,图书馆能提供的是同样的服务:通过目录,呈上馆藏,一本书或一张DVD。多年来,读者习惯了并接受了图书馆的局限。但互联网告诉我们,信息检索不必停留在书的物质形态水平,可以细化下去,甚至达到即时跟踪的精确度,而且仍然简单快捷。您只需把心里想的词句输入搜索器,互联网会在一、两秒种内给出准确到句子的答案。其实,这正是图书馆梦想了多个世纪而不得的全文检索功能,数码技术轻而易举地做到了。

    久而久之,读者与图书馆、印刷品就有了距离,转向网上的数码化信息源。人人上网,以网为“家”,光顾图书馆的人数就少了。上述哈佛图书馆的窘境,也是别的大学的写照。例如哈佛的邻居,麻省理工学院图书馆二〇一〇财政年度相对上一年,除影像收藏之外,图书出借总量下降了6.8%,其中文理图书馆的出借下降了20%。据(美加)研究型图书馆学会(ARL)二〇〇八年统计:与二〇〇五年相比,成员馆的使用率下降了35-50%;研究型(参考咨询)服务的利用率,则从一九九六年的顶点下跌了63%。在我国,形势也不容乐观。传统上,学者是研究型图书馆的忠实用户,少了图书馆,他们就“没法活”。可是,《上海书评》去年曾对88位文科教授、学者及作家做了一次图书馆使用状况小调查。结果,表示经常使用的仅27%,而不用或偶尔上图书馆的占73%。一位美国网友的意见颇有代表性:我喜欢图书馆,爱图书馆员,但大家都明白的一个事实是,谷歌的“图书馆”干得更好,而且更便宜、更快、更绿色。显然,互联网虚拟世界培育的“新人”,对信息和知识范畴有自己的理解,他们的信息行为模式是数码时代的。在他们心目中,传统图书馆已经失去了知识管理中心的能力和魅力,取而代之的是互联网。

    这才是图书馆真正的危机所在。研究型图书馆使用率显著下滑,这在追求效率的市场制度下,接踵而来的必然是预算压力,拨款减少甚至撤离的事件频频发生。(美加)研究型图书馆学会发现,自一九六八年开始统计以来,成员馆的总预算逐年上升,从未间断。但二〇〇九年第一次出现下滑,亮出危机信号。哈佛图书馆也已经宣布:预算跟不上,采购能力在二〇一〇年“灾难性下降”。那么,如果图书馆全力以赴,同网络“图书馆”展开直接竞争,可否解决经费问题?不幸的是,那意味着加入市场,接受市场淘汰机制。而图书馆历来坚持非盈利营运模式,基本没有市场运作的人才和经验——那只受人礼赞的“看不见的手”,是要她的命的手。

    可见,哈佛图书馆重组不仅是回应变化中的高等教育的要求,也是求生存之举。领导班子承认,未来属于数码技术,所以将重组目标锁定为:加强图书馆的读者中心意识,拓宽服务功能,做一个科研教学的不可缺的伙伴、引领者和合作者,最终建立一种新型的二十一世纪大学图书馆模式,成为所有研究型图书馆的楷模。这目标也意味着,图书馆放弃知识管理系统的核心地位,争取融入互联网的虚拟世界,成为其中一分子而有所作为。然而,我们很难想象,实体图书馆背着“沉重”的纸张印刷基因,如何脱胎换骨,求得虚拟世界“新人”的垂青。换句话说,虚拟世界有自己一套完整的、市场化运作的知识产品生产链,功能齐全,效率高超。图书馆凭什么争取社会支持?社会又凭什么相信,投资图书馆是物有所值?很明显,单凭技术功能的提高是没有说服力的,也是不现实的。除非我们可以找到别的理由。

    那么,研究型图书馆有没有一条新路可走?我认为很值得探索。统计数据表明,尽管有互联网的便利,许多人仍然愿意来图书馆学习,对图书馆提供的服务相当满意。这是好消息。至少,在可见的未来,以印刷技术为代表的实体世界和互联网虚拟世界还会并存,印刷品的管理和永久保存的任务仍然落在图书馆肩上。但这不是最要紧的。须知图书馆不同于一爿厂家、一个品牌。几千年来,她培育并体现了人类的精神进取和理想。所以,由市场原则支配的互联网对图书馆的冲击实际上也是对我们很多基本价值的挑战,全社会因此而经受着考验。虚拟世界的迅猛发展,在丰富我们的物质生活,改善信息获取条件的同时,也极易损害我们的生活环境,甚至身体健康。比如,过度的互联网阅读会削弱、干扰人的高级认知能力(参见拙文《互联网大脑,能阅读思考?》);儿童和青少年网民的心理疾病,也已成为医学研究和治疗的热点;个人信息的难以制约的大规模商品化,使得伦理道德、价值观念陷入混乱;诸如此类,不胜枚举。一句话,以人为本的知识追求和生活价值,被市场对资本的追逐占了上风;人被虚拟化、傀儡化了。这是我们必须认真思考应对的。图书馆一向担负捍卫社会正义平等的重任,是人文理想的产物。她有可能留存我们的希望,继续做我们心智的圣所吗?不过,那是另一篇文章的题目了。

    面临如此严峻的大变局,哈佛图书馆重组的努力,格外值得我们关注。

    二〇一二年二月,原载《书城》7/2012

    克里森/霍恩(Christensen, Clayton M. & Michael B. Horn):《大学危机:搅局型变革光顾美国高等教育》(Colleges in Crisis: Disruptive change comes to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载《哈佛杂志》2011年七/八月号。
    克里森(Christensen, Clayton M.):《创新者的困境:当新技术引发好企业破产》(The Innovator’s Dilemma: When New Technologies Cause Great Firms to Fail)。哈佛商学院出版社,1997年。252页。
    利求同:《Pinakes》,载《书城》,2010年11月号
    利求同:《心智的圣所》,载《书城》,2010年9月号
    乔纳森•肖(Shaw, Jonathan):《古滕堡 2.0:哈佛图书馆应对搅局型变革》(Gutenberg 2.0: Harvard’s libraries deal with disruptive change),载《哈佛杂志》2010年五/六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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