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中国图书馆界的文献传递与馆际互借之间关系知之甚少，尽管也曾思考过。DRS-Document Delivery Service和ILL-Interlibrary Loan (ILL) Service是自己知道的为数不多的外文专业术语之一。在中国搞返还式馆际互借运行之难往往让人生畏，如果按经济学的思维方式，自然便是成本效益考量。即使象吉林省图书馆联盟这样被表扬与宣传的系统(?)我仍然没看到曙光，倒是南宋以来便为经济文化发达地区的江南如江苏省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也即JALIS）行进中的措施让人看到了一点希望(注：那种一个城市便是一个省级单位的，自己还没什么感觉)
自己曾参加过某些图书馆馆际互借与文献传递会议，图书馆员也在渐渐试图模糊着二者的关系，因为中国的返还式图书借阅实在是举步维艰，如CASHL成员馆之间的教育部文科专款图书的互借工作，也不知究竟效果如何了，总之看收费标准价格之高令普通读者止步。尤其令中国图书馆人尴尬的是：我们很想尊重知识版权，但现实却让我们太想漠视它的存在。图书复印是其典型一例。
最近喜欢国家图书馆，因为也可以享受到读书人的某种快乐了，在“读书无禁区”后“出书无禁区”与“购书无禁区”的年代不太可能立即从天而降，幸好还有某些图书馆能购买一些普通人想买也买不到的书，其中国家图书馆便是读者所希望的一个机构。花上几十元钱复印一本久寻不得的图书，即使手上沾着硒鼓墨粉，也有一种对图书的占有之感，那种感觉很奇妙，又象妻子又象情人。占有是大多数人的天性，对机构而言同样如此。图书馆人也总在谈论获取与拥有的关系，这就有点象我们一直在犹豫到底应该是养情人还是找小姐一样。
中国早有“学术乃天下公器，人皆不可得而私之”的古训，但现实生活仍待宣扬。今日一博士来馆进行文献索取(即复印他馆图书之馆际互借式文献传递，我自己都觉得这么理解有些别扭)时，谈及他在别的学校读硕士时有感叹，只因其每次申请文献，某馆都会自己再复印一份保存或摆放在馆内某个场所供他人阅读(想必这种现象在中国也不算少数，本人也曾因为喜欢而复印过一本读者的书，先自我检讨一次)，读者对图书馆保存他馆图书复印件，不是从版权意识出发，而是从学术信息之泄露出发而慨叹。诚如读者所言：自己阅读的文献信息，图书馆如果以复印件方式公开，即有可能暴露了自己学术研究方向信息，于己不利。其实自己再想，也是对其寻找研究所需信息的成本代价的不尊重。本人细想亦觉然也！再想到今天牛(B)校博硕士论文多是规定两年后方可外校传递，而普通羊(羔)校大有以能被CNKI所收录为“优秀博硕士文数据库”而感到某种快感加忙不迭待。如从读者此思路展开下去，倒也有值得思考之处，保存复印本在某个时间段近似于公布某读者的借阅信息，MS确有不妥。
想起前些年的图林之中，在外文数据库传入国内初期阶段，图书馆界学者只要能引用外文资料发文多较容易。而在经济学的思维体系中，“信息始终是一种稀缺资源”同时“信息不对称”往往是赚取利润的重要因素。或许人的本质或天性是倾向独占那些于己有利的信息，倾向公开那些于己能获得某种幸福或快感同时也不妨碍自己发展的信息。在学术信息方面，自己现在所能理解的最深者是“历史信息”，某人掌握了某一独特或唯一历史信息，如不能加工整理成为“历史学家”都很难；最近方才有点理解考古学对历史的意义以及先行占有对历史学家的更大意义。在一个原创如此艰难的时代，对历史新材料的搜集是多么地重要，于是有葛兆光的对历史材料的再认识，也有越来越多口述历史的整理者如何兆武的《上学记》、杨绛的《听杨绛谈往事》、牛汉的《我仍在苦苦跋涉》；最后还可以自己阅读的名义推荐一本三联再版的《雪域求法记》，口述历史的开创者唐德刚先生应该感到高兴了，口述历史发展迅速，历史在以各种形式加以保存与流传。
加一句比较八卦的信息，阿谭每每听见成方圆演唱罗大佑词曲的《童年》就会生气，她一直不能原谅成方圆在演唱罗的歌曲时不仅没有告诉词曲者为谁，甚至修改或删节了罗原来那么美妙的歌词，生气了好几年，我也居然被她教导的认为言之有理了！
信息对人类如此重要，又岂是村夫这样的人所能言明的。想起了法国大革命时的罗兰夫人临死之前讲了一句著名的话，便学成方圆改罗大佑，本博题目就姑且叫：“信息，信息，天下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
博文笔于2009年上班的第一次中午假寐前！
最后，以悦读者的名义推荐一本书：
雪域求法记– 一个汉人喇嘛的口述史[修订版] / 邢肃芝 / 杨念群 / 张建飞 / 2008-11 / 三联书店 / 36.00 / 平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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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1-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