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林丫枝 Lys ce que voudra

来源：南方都市报 http://finance.jrj.com.cn/news/2008-06-22/000003777800.html
今年，2008年，我不断接到报刊的约稿和接受媒体的采访，要谈1968年，中国的1968年，法国、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1968年。我方才想起，现在距那个轰轰烈烈的1968年已经有40年了。
报刊要我谈的是青年学生的造反，对社会的颠覆，他们的激情和勇气，我则分外警惕和踌躇，我知道那个时代留给后人的浮光掠影，残缺不全和夸张的印象，对遥远的、已经逝去的理想和乌托邦的怀念与寄托。但我作为那个时代的亲历者和研究者，讲述的可能是另一个故事，它不温馨、不怀旧、不伤感，而是一段冷峭的史实，同时也是一种引起争议的回忆。
法国：五月风暴骤起骤落
1968年5月3日是一个标志性日子，从这一天开始，法国左翼学生运动大规模爆发。
从这年年初起，法国的一些大学就出现各种骚动，便衣警察也进入学校进行监视和调查。3月22日，在巴黎大学的楠泰尔学院召开了一个学生组织会议，讨论如何对付政府的逮捕。学生们占领学校行政大楼，组织核心队伍，撰写和散发传单，模仿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七·二六”革命运动，自命为“三月二十二日运动”。
5月3日下午，索邦大学有几百名学生集会，抗议校方关闭文学院和传讯一些学生活动分子。警察冲进大学，抓捕学生领袖和几百名学生，大规模的造反行动由此而触发，警察用警棍殴打学生，学生则用石块还击。到了晚上，大街上建起了街垒。
对于学生而言，大学是精神、文化独立的所在和象征，警察的入校突破了人们容忍的临界点，使得不同派别之间，教师和学生之间的分歧变得微不足道，大家团结一心对付镇压。
5月6日，近万名学生举行大游行，下午和晚上，集会和示威的学生受到警察冲击，发生冲突，数百人被捕。学生向工人散发传单，说明事实真相，呼吁工人对学生运动的支持。大学教职员工参与到学生的游行示威队伍中，中学生举行集会和罢课声援大学生。
学生运动得到大多数巴黎人的支持，一些著名的左翼知识分子如萨特、波伏瓦等组织了“支持镇压中受害学生委员会”，对学生表示致敬和声援，5位法国诺贝尔奖获得者致电政府，对学生表示同情。
法国工人逐渐参加到学生的斗争中，在他们的传单中，既有“警察撤出学校”、“撤消对学生的惩罚”这种支持学生斗争的要求，也有“结束失业、保障工作、增加工资”这种为自身利益的要求。
5月10日，学生和警察的冲突到达高潮。学生们下定决心，使得文化、教育集中的拉丁区处于自己的占领之下。警察大量涌入这个地区，学生以铺路石、推倒的小轿车等为材料建筑街垒。在冲天的火光和弥漫的毒瓦斯烟雾中，战斗进行了好几个小时。在11日凌晨，学生修建的街垒被警察摧毁。冲突中受伤者超过千人，近500人被逮捕。
5月11日晚，法国总理蓬皮杜发表电视讲话，宣布索邦大学重新开放和复课，法院将对被捕学生提出的释放要求作出裁决，并许诺政府将与教师、学生一道进行大学的改革。这个讲话被认为是对学生的让步，对警察镇压行为的否定。5月13日，被捕的学生获得释放，警察从拉丁区撤离，学生重返并占领索邦大学。也是在这一天，巴黎举行有80万人参加的游行示威，抗议对学生运动的镇压。
5月30日，法国总统戴高乐召开内阁会议，然后在电台发表讲话。他说，法国已经受到极权主义的威胁，他号召人们立即组织和行动起来，支持政府。在他的呼吁之后，大批支持者走向街头，举行大规模的反对学生和工人造反的游行示威。由此，整个局势开始逆转。到了6月中旬，一些大工厂结束了罢工。由于运动中暴力不断升级，人民群众和社会舆论对学生的同情降低了。
五月风暴开始时如狂飙突发，但一个月就渐趋平静。
五月风暴的起因，最根本的是青年学生不满现状，感到束缚和无力，他们要想作为真正的社会力量参与和控制社会生活。一位作为学生家长的右翼人士对学生运动这么说：“20岁，这是最慷慨忘我、也是最轻率的年龄，人格最容易受损害，同时也绝不妥协。这个青少年期没有定性、迷迷糊糊、忧心忡忡，一些觊觎权力的人要笼络他们、鼓惑他们、牺牲他们……但他们必须懂得，与他们的口号相反，权力在票箱里而不在大街上。”
美国：校园内的革命
如果说法国的学生运动引发了工人运动和整个社会的震动，是一场声势浩大的社会运动，那么美国的学生运动则是局限于大学校园内的文化革命运动。
照一般人的印象，美国的社会主流是保守的，所以才有“美国为什么没有社会主义”的问题，但与这种印象相反，美国激进的、批判的思想文化传统源远流长。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垮掉的一代”作为现代文学艺术的一个流派在青年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诗人金斯堡、小说家克鲁亚克、伯罗斯等人的作品鼓吹反叛和放荡形骸的生活，使许多出身于中上层家庭的青年背叛社会的主流价值。而越南战争和种族歧视问题则是产生运动和社会动荡的温床。
1962年6月，属于“争取民主学生社团”的几十名学生代表齐集密西根州休仑港市，召开大会并发表《休仑港宣言》。该宣言对美国现行社会政治制度进行分析和批判，呼吁建立确保个人参与和决策的民主社会。这份宣言成了上世纪60年代美国学生运动的纲领性文件，同时也是美国现代历史上的一个标志性文献，而“争取民主学生社团”则是全美最大的学生组织，成为学生运动的核心力量，到了1968年，它在近400所大学设有分支机构，其成员多达10万。
1964年9月，具有左翼激进传统的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爆发一场自由言论运动。这起因于校方发布命令，禁止学生在校内从事与大学事务无关的社会、政治活动。学生举行抗议集会，校方以纪律为名压制和开除学生中的活动分子，警察也开到学校，并在冲突中抓捕了大约800人，学校的教师、教授和大学评议会对学生表示支持。斗争延续到1965年初，根据大学评议的提议，大学更换了负责人，新的领导对学生作出让步，基本上接受了他们的要求，运动以学生的胜利告终。
1968年春季，哥伦比亚大学爆发学生运动。在此之前，学生不满和抗议在校内建立海军后备军官训练队，海军陆战队来校招募人员，在学校设立“防务分析研究所”，制造凝固汽油弹的化学公司到学校招募人员。在校方处罚了在图书馆举行示威活动的学生后，数万学生在校内集会，接着，一些学生占领了图书馆，校长办公室和一些教学大楼。在政府调动警察到校对付学生时，教师和教授们阻挡在大楼前，不让警察进入。在各种调停、磋商、谈判均告无效之后，警察强行攻入被学生占领的大楼，700多学生被捕，100多人受伤。
学生运动也在美国最著名的哈佛大学出现，在1968年春季，随着越南战争的扩大和美国政府征兵工作的加强，哈佛校园内辩论、抗议和反战示威活动越来越频繁。学生特别不满军方在哈佛开设的几门军事训练课程，认为违反了大学自由和独立原则。到了1969年4月，学生运动达到高潮，他们要求取消“后备军官训练队”，撤消对于参与学潮学生的处罚。在“争取民主学生社团”的领导下，学生占领了学校的校部大楼。
4月11日凌晨，警察开进校园，他们向大楼冲击，殴打和抓捕学生。在清除了占领大楼的学生后，警察撤离了学校，这次事件中有近200人被捕，近50人受伤。警察镇压之后学生举行罢课，并得到许多教师的支持。由于内部在斗争策略上有分歧，由于没有得到校内大多数人和来自社会的支持，学生的斗争热情逐渐衰落，几天之后以多数票通过了复课的决议。
法国的五月风暴对美国学生运动是一个极大的推动，1968年的上半年，大多数高等学校卷入斗争浪潮，大大小小的示威超过2000次。到1969年春，学生运动达到高潮，全国至少有300所大学发生动荡，平均每天要发生两起事件。学生中的激进分子“气象员”派力图发动和组织工人起来造反，派代表团访问古巴和越南，并不断制造爆炸和袭击警察事件。1970年春，美国总统尼克松派军队进入柬埔寨，肯特大学的学生在校内举行抗议集会，警察入校镇压，在冲突中警察开枪打死学生，这引起全国数百所大学的抗议集会和示威，数百万人卷入其中。
也是在1970年，大规模的学生运动逐渐趋于消停。“争取民主学生社团”发生分裂，“气象员”派在室内制造炸弹引起爆炸，使得暴力活动无以为继。更重要的是，学生始终未能发动工人起来造反，工人和工会组织坚定地站在政府一边，以至于被学生说成是国内最反动的政治力量。
风平浪静之后，学生们回归主流价值：认真学习、认真考试，努力拿学分；走向投票站，走进教堂；和前辈一样，把求职、事业和婚姻放在人生计划的首位。
中国：1968年人
就主要的社会思潮而言，中国青年学生的1968年并不是造反的岁月，而是对“文革”，对自身的遭遇，对中国命运独立思考的开端。
中国青年学生的造反和西方青年学生的造反有将近两年的时间差，在西方青年学生的造反浪潮方兴未艾之时，中国的造反已完成历史使命，接近尾声。
最重要的是，中国从来没有与西方青年学生相对应和类似的造反。中国的造反高潮发生在1966年夏季，尤其是那年的“红8月”———以“红色恐怖”著称。这一轮造反运动有两个特征，一是血统论，流行的口号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学生根据家庭出身分为“红”“黑”两类，后一类没有革命或造反的资格，那时叫做“只准左派造反，不准右派翻天”；二是批判老师、校长，毁图书馆、砸教堂、冲寺庙，以“文化革命”的名义摧残和毁灭文化。
1968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预示着造反的终结：官方报刊在这一年的元旦社论中指出：“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天才领导下，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在1967年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在9月7日的社论中说，随着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全部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文革”已经取得全面胜利；在这之前的8月底，毛泽东接见学生“五大领袖”，要学生退下政治斗争舞台；紧接着，毛泽东派工人和解放军进驻大学和中学，恢复秩序；在10月13日至31日召开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宣布前国家主席、党的副主席刘少奇为“叛徒、内奸、工贼”，永远开除出党；1968年12月，毛泽东下令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至此，曾经以造反而显赫一时的青年学生离开政治舞台，离开城市。
可以说，有一批曾经参加“文革”造反，但在1968年左右开始觉醒，大胆怀疑、艰苦思考的学生，他们以非知识分子身份思考知识分子分内的“中国向何处去”问题，无限惋惜地感叹他们因为生不逢时和条件艰难而没有使自己思想的幼芽开花结果，被生活的重担压倒，被历史的尘沙掩没。
对于那一代青年而言，狂热和造反始于1966年，在1967年达到高潮，1968年是觉醒和反思开始的日子。虽然，由于运动发展不平衡和觉悟有先后，在一些地方，很多人仍然在形势的驱使和派性的支配下陷于无谓的斗争而不能自拔，但对“文革”怀疑、反思、批判的标志性人物、事件和文字已经出现，虽然大部分思考仍然沿着“文革”的思路前行，但独立性却相当明显，而且，公开的反抗，无畏的呐喊也已出现。
中西“68年人”相遇
中国和西方的某些“68年人”在上世纪80年代中不期而遇，他们之间没有产生惺惺相惜之情，反而是话不投机、隔膜对立，充分说明他们生活在不同的世界，他们的人生经验和生活轨迹大相径庭。
相遇发生在某些国际学术会议上，这时大家都在40岁上下，都是学术界、文化界的精英。西方的68年人顺风顺水地在体制内成长，凭借自身的努力和新老更替自然规律，当上了大学的院长、系主任或社会名人；中国的68年人道路坎坷，他们在“文革”结束之后进入或重回大学校园，读研究生、拿到学位，在学术上崭露头角，但职称往往不过是副教授，他们使尽全身力气得到出国机会。来自中西的精英固然在专业上是一把好手，但将近20年前的难忘经历使他们也关注社会和人类的大问题，他们西装革履、风度翩翩，但一旦深入交谈，就会显露当年那种雄辩和好斗的本色。
开始彼此并不知道对方是68年人，但很惊奇尽管有相同的年龄和相似的地位，却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观点正相对立。比如，西方的68年人对自己所处的社会充满不满和批判，中国的68年人却对之赞扬、羡慕，强调其先进和优越的一面；西方的68年人把“造反”当成褒义词挂在嘴边，而中国的68年人却羞于提及它们，偶尔用到，也不免带上贬义。直到一方一往情深地谈到中国的“文革”和西方的学生造反，而另一方不假思索地使用“浩劫”、“狂热”等语词，大家才突然明白双方有共同的经历，对于那段历史，一方是肯定和怀念，一方是否定和谴责。
中国的68年人对于“文化大革命”，对于当时的意识形态，对于产生“文革”的社会、文化条件，有一个从狂热盲信到批判否定的180度的转变，有些人的转变除了亲身经历，主要是因为官方对于“文革”的定性，而更多的人转变看法，包括对自己曾经的所作所为的否定，并不来自简单地追随官方决议，而是来自自己的思索和反省。
刺激中国68年人反省的，有1968年运动后期对参加造反的清算，有上山下乡对中国现实的真实了解，有林彪事件的嘲弄，他们痛苦地反省，艰难地阅读、思考，一步一步地告别原来的信念。而西方68年人在造反失败之后回归自己社会的主流价值时没有经历我们那么多的彷徨、挣扎，没有人处罚他们，他们也就没有必要以深刻的反思来折磨自己，其结果是，他们回归得容易，心安理得地享受回归后的一切好处，灵魂深处却不愿否定自己青春期的造反经历。就像让-皮埃尔·勒·戈夫在《1968年5月，无奈的遗产》一书中所说，很多参加1968年运动的人对过去发生的事没有任何反思，在上世纪80年代明显地转向，他们的立场使新的几代人迷失方向。
我与一位日本教授的思想交锋可以算得上是不同社会两个极端的68年人的对立，他是日本一所著名大学的著名教授，专门研究中国的文革，和我年龄相当，在1968年日本左派学生的造反运动中，他曾是积极分子。我们是在他下榻的北京饭店交谈的，时间大概在1996年。他一开始就极口赞扬中国的“文革”，批评改革开放政策。我举出各种事例和数据来反驳他，比如“文革”中被迫害致死、被迫自杀，被冤假错案牵连的人数，经济上的巨大损失，等等。
除了直接与西方的68年人交锋，我还经常间接地与他们交手。在上世纪80年代，漂洋过海到西方留学的中国青年中，有一些学社会科学的学子投到了一些著名教授的门下，他们正是当年参与造反的68年人。这些导师早已把自己的造反经历升华为学术理论，非常高兴和卖力地把这些理论灌输给来自“文化大革命”故土的新一代。西方的优越条件和话语霸权保证了“造反思想”的传承，这些洋博士们囫囵吞枣地噎下种种最时髦的洋理论后，又卖力地在西方和中国的大学中和刊物上贩卖，其中最走火入魔的是鼓吹“文化大革命要七、八年再来一次”。
中西68年人的敌对，为始料所不及。
68年遗产
中国的“文革”和西方的1968年运动给参与其中的年轻人打下了深刻的烙印，一个人在20岁上下的经历、思想和感情会产生终身的影响，还会形成某种社会性遗产，影响好几代人。
首先需要指出，尽管时间只过去了40年，但历史已经表明，那场运动并不具有当初青年学生认为的意义，即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那时青年学生以为，60年代的运动将深刻地改变历史，既改造了社会、政治和文化，又改变了人本身，自己就将成为与旧的一切决裂的“新人类”。法国学生以为1968年的五月风暴可以和1789年、1848年、1870年的事件媲美；中国学生以为“文革”完全可以与1918年的十月革命和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相提并论。但事实并非如此，中国的“文革”是浩劫，是人类文明的逆流，西方的造反充其量是毁誉参半的历史插曲。
不能把西方青年学生的造反说成是青春期的任性妄为，他们的不满有复杂的社会原因，造反的目标没有实现，但造反运动的发生却极大地刺激和促成了社会的自我革新和完善。
如果说，西方的激进运动起因于对现代工业社会和工业文明的不满，运动的结果是大大地促进了后现代主义的流行，那么，中国的“文革”则导致青年学生的思想主流坚决认同现代化价值，因为“文革”虽然以“新”为自我标榜，却始终充斥着个人迷信的腐臭，中国的68年人到头来认识到，那“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是骗人的神话，中国仍然需要科学、民主、理性与启蒙。
在“文革”结束之后，68年人成了新一轮现代化运动的中坚力量，对于改革开放政策，他们衷心地拥护，支持得最坚决。对旧体制的弊病，对左的路线和政策的危害，他们认识最清醒，抵制最得力。这是用青春和热血换取的宝贵认识。
中西68年人也有共同之处，因为经历了社会性造反运动，他们具有不畏惧权威、思想大胆、精神独立的特色。大人物的光环消失了，舆论的压力不是那么可怕，大多数人的反对也不在话下。他们比上一代人有更大的决心和能力不一定依靠体制生活，把自由和独立看得比安稳与舒适更重要。
中西68年人破除了旧的偶像和教条，但难于在人生观和世界观方面树立新的价值与意义，很多人没有固定的目标和参照对象，一些人夸张地回归传统，但往往显得并不沉稳、坚实，也许那不过是源于曾经投身于破坏之后的悔恨与自我安慰。当然，这也使他们容易接受文化多元论，在当前这个多元主义盛行的世界，他们的心理准备是充分的，而且，他们的失望出自极度的理想，而理想在他们心中不会火焰全灭而不留一点余热，所以他们的多元主义不至于沦为彻底的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
中国的68年人还要在两个方面与虚幻的遗产斗争。一方面，那些“文革”开始时尚在童稚之年的小孩当年只乐于无人管教的自由和随时发生打斗的刺激，现在不断炮制“阳光灿烂的日子”这种神话；另一方面，新左派和没有反思能力的造反者缅怀和宣扬当年“大民主”、“打倒特权”的神话，把现实的弊病曲解为“文革”所反对的“走资本主义道路”。他们有责任讲述真实的历史，让1968年的遗产实现其价值。

来源：21CN.com http://news.21cn.com/today/topic/2008/06/22/4870326.shtml
“满嘴的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我觉得问题不大。如果说这是伪善，那么这是社会非常可贵的一种机制。这一制度的长处恰恰就在于，它可以依靠一种权力制约，使得很多哪怕内心不那么高尚的人也不能做不高尚的事，而只能做高尚的事。
在中国，所谓儒家的虚伪（“伪善”）当然是存在的，但是法家提倡的虚伪其实就是一种“伪恶”，强迫所有人都作恶，才真正是非常要命的。
高度自由的社会同样有伪善
中国的儒家，既不像有些人说的那么好，也不像有些人说的那么坏。儒家大多数情况下只是中国人说说而已，并不是做的。人们经常做的要么就是法家的那套，要么就是道家的那套，像犬儒主义。
很多人都讲中国文化很虚伪，“五四”的时候，大家都骂伪道学、伪君子，所以有些人就非常乐意以真小人来标榜，的确显示出所谓反对虚伪的一种心理。
其实，我觉得虚伪很难说是一种文化现象。所谓虚伪，无非就是———最经典的一个表述是“满嘴的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与其说虚伪是跟文化有关系，不如说就是跟敢不敢讲的文化氛围有关系。我们看到神权专制的时代，基督教也是很虚伪的。老实说，如果有一种环境是使人不能说真话、只能说假话，那不管是什么文化下，人都会变得很虚伪。如果是正常的社会，虚伪当然可以减少一些，但是这只是“虚伪”的一个层面。
另一个层面，即使是高度自由的社会，仍然有虚伪的一面。因为不管是人，就连动物都是具有表演欲望的，人们总希望别人看到的自己，比实际上的自己要更好，就连孔雀都还会开屏。所以虚伪有时候也变为一种权利———隐私权，我们就假定真实的东西有权利不让人知道，我们有权利让人只知道好的东西。从某种意义上，这也叫做虚伪，而且这种虚伪到底在哪种文化中最发达，也的确很难说，我觉得这是人之常情。包括一切化妆、整容，本来你没那么漂亮，要搞得那么漂亮，本来没有那么高尚，你要让人觉得你那么高尚，这在某种意义上都是虚伪。
但是我觉得同样是虚伪，有两种很大的不同。我们通常讲心口不一、言行不一，其实这两者有很大的区别。比如我刚才讲到“满嘴的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大家知道，肚子并不是思维的器官，实际上是一脑子男盗女娼，但是这“满口的仁义道德，一脑子男盗女娼”，真的有那么严重吗？老实说，如果不好的想法仅仅是存在于脑子里头，我觉得问题不大。第一，你脑子里是不是男盗女娼，谁也不知道，谁也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根本是没法度量的东西。第二，即使真有些不好的念头，如果仅仅是念头的话，那也不会给社会造成太大的问题。我们经常讲的问题实际上就是 ———“满嘴的仁义道德，成天做男盗女娼”，这问题就比较大了。因为这就不光是念头的问题，而是行为了。一个社会真正很糟糕的现象，是很多人满嘴的仁义道德，却成天做男盗女娼。
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对于有些人，实际上内心不见得就有那么高尚，但是在有一些情况下，内心不那么高尚的人，就不能做那些太糟糕的事情，而只能做那些比较好的事情。也就是说这种社会会提供“伪善”的环境，使得很多人哪怕心里并不那么善，但是也必须做一些善事，而不能做恶事。我觉得这就是对权力进行制约的社会。在这样的一些社会里，很多人是不是真的就那么圣洁，也很难说。比如民主制度下，其实有一些人是很虚伪的。政客整天讲冠冕堂皇的话，但实际上他们的真实生活或真实想法未必如此。我觉得这个现象一点也不奇怪。而且我觉得，这一制度的长处恰恰就在于，它可以依靠一种权力制约，依靠一种保障民权的措施，使得很多哪怕内心不那么高尚的人也不能做不高尚的事，而只能做高尚的事。像这样的一种现象，有人说是伪善，这其实以前已经有人指出过，如果说这是伪善，那么这是社会非常可贵的一种机制。而且这种“伪善”和“真善”之间，也没有截然的界线。道理很简单，如果一个环境，使内心比较邪恶的人也不能不伪善，而且必须一直伪善下去，他一作恶马上就被人抓住，久而久之，这个伪善成为一种习惯，也就成了真善了。所以说，其实伪善是一个社会很重要的功能，因为我们不能指望所有的人都是圣人，而且往往都假设任何人都是不完善的，而且也有权力不完善，我们也没有权力要求别人去做圣人，但是我们要求的是每个人的行为必须要受到制约，尤其是那些有权有势的人更是需要受到制约。
法家的性恶论是强迫人作恶的“伪恶”
我们现在经常讲的伪善，指的就是缺少这样一种制度，比如说，有些人说儒家口头上讲得很好，但实际上做得很差。我觉得这很可能不是儒家文化本身的问题，换一种文化，比如基督教文化等，都可能发生这种事情。中国社会中，最可怕的伪善不是这种伪善，而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实际上培养人们有一种虚伪，就是“伪恶”，迫使人作恶。哪怕这个人内心并没有那么恶，也要表现出比较邪恶，如果不作恶，他就没法生存。
所以我觉得，“满嘴的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这个问题不大。这个社会要防止的，是“满嘴的仁义道德，整天做男盗女娼”。像这样的现象，主要不是文化问题，而是制度问题。我们现在讲的这种思想文化，恰恰是法家思想，或曰带有明显法家思想趋向的。我经常听到很多人讲，说儒家不如法家好，说儒家虽然好听的道德讲得很多，但实际上是做不到的，而法家就是敢于很坦率地讲“性恶论”。这种坦率，实际上蕴含了满嘴的男盗女娼。满嘴的男盗女娼也不一定是问题，但问题是法家的制度造成了不仅满嘴的男盗女娼，而且实际上也做男盗女娼，而且使得一些本来不愿男盗女娼的人，也不得不去男盗女娼。
西方的性恶论和法家的性恶论虽然都是说人是自私的，但是西方进行制度设计的时候，对人心的自私加以制约。如果要保证民权，又认为每个人都可能有自私的愿望，当然采取的是制约掌权者，尤其是制约君主，通过这种办法来使大家即使不那么高尚，但也要做好事不要做坏事。西方所谓的性恶论只是一种预设，所谓预设就是实际上并不是真的认为所有的人都是小人，不可能有君子。这只是一种可行的制度安排，不能把希望寄托在所有的人都是善人的基础上，而宁可假定这些人都有可能作恶。如果这种制度可以使良心不那么好的人不做恶事，也就是说好人可以表现得更好，这是权力制衡的指向或者目的。
古代法家的性恶论与西方的性恶论不一样在于，法家从“人性恶”推出来一点：所有人都会毁坏皇权，因此把所有人的权力都剥夺了，使他没有可能对皇权构成威胁。这也是制约，但这个制约主要是制约老百姓，防止对皇权的侵害。很多法家假定这些人都要作恶的，而且不仅假定这些人要作恶，他往往也认为这些人———这不是事实判断，是价值判断———也是应该要作恶的。因为按照法家的说法，什么人最容易控制呢？就是那些既贪财又怕死的人，贪财可以赏你，怕死可以罚你，假如天下都是既贪财又怕死的人，这个国家就好治理，不贪不怕，这个天下怎么治理得好？韩非子就认为，如果有一些人既不怕死也不爱钱，那我怎么能控制他？我要赏他，他不图赏，我要罚他，他也不怕罚，这样的人不就有造反的嫌疑吗？他说对这种人，一定要把他灭掉。
我们看到历代都标榜清官，但我们整套制度，包括皇帝的真实想法，实际上都不怎么喜欢清官，尤其是不喜欢那种自以为清廉，不把皇上放在眼里的清官，类似于海瑞那样的人。这样一来就造成了一种现象，就是所谓的“伪恶”。上面说了法家的假设，你不是那样，反而是有危险的。这和西方的性恶论是不一样的，西方的性恶论设置了一些限制，即使你不高尚也不能做不高尚的事。法家的制度设置是，如果你是坏人，你就可以为皇上做坏事，讲得简单一点就是为皇上整老百姓，这一点法家是讲得很清楚的。所谓“善治国者，必强国弱民”，要使老百姓变得非常糟糕，这种状态才是很好的东西。如果你是坏人，那么你帮皇上为虎作伥，欺负老百姓，法家当然觉得好。如果你是好人，不帮皇帝这样欺压老百姓，也不行。这种虚伪的特点是，坏人不用说，自然会做坏事，好人也必须做坏事。比如大家可能都知道的一个例子：汉高祖刘邦在外面打仗，萧何当丞相，这个萧何非常廉洁奉公，老百姓对他评价也不错，刘邦听到很多人讲萧何的好话，就很不高兴。萧何听到有这种传闻就吓坏了，他马上反其道而行之，“伪恶”了一把，搞得老百姓向刘邦告状，说萧何不好，刘邦就很高兴。
其实最糟糕的，是强迫人作恶的虚伪。你即使不想作恶，也强迫你作恶。而且正如伪善和真善之间没有真正的界线一样，伪恶和真恶也没有真正的界线。一个人原来还是有良心的，但是整天做没有良心的事，我们一开始说这叫做违心的事情，但做惯了就把作恶习以为常了。所以法家鼓吹的那一套东西，要说虚伪也非常虚伪，并不见得比儒家要更好，但是这种虚伪的性质是不一样的，法家提倡的虚伪其实就是一种“伪恶”，强迫所有人都作恶。老实说，在中国，所谓儒家的虚伪当然是存在的，但是反映在行为层面，主要是制度因素造成的，和文化并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法家所鼓吹的虚伪才真正是非常要命的。
文化差异最大的是美国和瑞典
我一直非常怀疑，到底什么是文化？我们通常讲的所谓文化，和我们所谓的民族性真有关系吗？
五四运动时陈独秀曾提到一件事，我觉得说得很精彩。陈独秀反对严酷的父权，于是当时比较保守的人就骂陈独秀，说你在那里毁灭我们的传统文化，说中国人是讲孝道，所谓“百善孝为先”，但是你陈独秀在提倡仇父，鼓吹“万恶孝为首，百善淫为先”。陈独秀当时有一个回答，我觉得很精彩，陈独秀说，我当时认为孝是很好的东西，子女孝敬父母，媳妇孝敬公婆都是很好的美德，我从来不反对这个东西，我只反对那种不合理的用父权剥夺子女和媳妇正当的权利的行为，我只反对“ 父要子死子不得不死”。这里就涉及到一个问题，“父要子死子不得不死”，和所谓的孝文化有什么关系呢？假定中国人只是在“父要子死子不得不死”的威胁下才不得不尽孝，如果没有这种威胁就忤逆不孝了，那么你能说这个人真的是孝子吗？中国人如果真的都是这样的孩子，你还能说中国真的有孝文化吗？但假如中国不是这样，而是人们从内心愿意孝敬父亲，不是被迫的，那种严酷的父权怎么有必要维持呢？没有这种父权又有什么关系呢？没有父权，孝文化难道就受到威胁？我们在谈孝文化的时候，通常都假定中国人内心就是要孝的，不是受到威胁，也就是说我们讲的孝和父权是没有关系的。既然这样，我们就不能把父权看成中国文化必不可少的因素。所以我们不能以中国文化为理由———中国文化是好是坏我不知道———来为不合理的父权辩护。我没有讲父权到底是好还是坏，你可以讲父权很好，是应该有的，但是这和文化没关系。也就是说，人们的选择权在某种意义上，有时候也是应该限制的。但是限制选择权主要是一种对自由辩解的概念，这个概念更多的是制度上的含义，不是文化上的含义。
大家都在讲文化差异，可哪一种文化差异是真正可以证明的呢？世界上可以实证的两个文化差异最大的人群是哪两个呢？是阿拉伯人和欧洲人吗？是俄国人和美国人吗？我觉得也许是，但是这些东西都不能证实。能够证实的世界上两个文化差异最大的人群，照我看来就是美国人和瑞典人。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因为美国人和瑞典人正是在他们基本上都有充分的选择权的基础上，瑞典人选择国家管得很多的制度，美国人选择了更多地体现自由放任的制度，这种差异的确是价值偏好的不同。
因此我觉得我们现在谈文化差异，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一定要弄清楚什么是属于“选择什么”的区别，什么是属于“能否选择”的区别，如果我们弄不明白这个事情，就会把历史上一些非常恶劣的制度当做是我们的传统文化在那里宣扬，同时我们把真正的文化倒是给颠覆了。
我认为没有哪个民族比别的民族更希望自由。我曾经讲过一句大实话，不管是在哪个国家，监狱都是要上锁的，不上锁这些人都跑光了，绝没有说美国人喜欢自由，所以需要上锁，其他国家的人就喜欢待在监狱里头，就喜欢不自由。但是当自由和别的价值同时存在的时候，即使是西方人也会各有各的选择，我们知道，“9·11”以前美国自由非常多，甚至连白宫，最自由时连护照都不用看就可以进去，“9·11”以后，这种自由减少了很多。也就是说，美国人认为为了安全牺牲一些自由是可以的。老实说，“不自由、毋宁死”，对于西方人来说也只是说说而已。人们对这两者的选择，肯定在任何民族中都是不一样的，比如左派就愿意牺牲多一点的自由，换取更多的社会保障这一类的东西，右派就愿意不要那么多保障，宁肯要更多的自由。但这个自由不是在民族之间，而是在民族内部，任何一个民族内部都有更重视自由的人和更重视社会保障的人，所以才会存在多党制。如果所有的美国人都是喜欢自由放任的，那就不需要有两党制了。瑞典是大多数人都喜欢福利国家，所以愿意让国家管得多，但是瑞典也有右派，正是因为这样，瑞典也不能实行一党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