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林丫枝 Lys ce que voudra

书中从两个大的方面分析了法国大革命的起源，消除了这个困扰自己长久的信息的不确定性。故简记之。
第一个方面：旧制度的瓦解。包括有：(1)财政危机（缺乏理性的组织和统一的原则治理多年累积下来的财政问题）、(2)政府体系（绝对主义君主下的国家治理）、(3)反对者（1614年最后一次三级会议，教会、高等法院—政府面对的最可怕的最持久的威胁；当然，阻挠国家改革的并不是那些反对力量，而是政府本身的惰性、不可靠和优柔寡断）、(4)公共舆论（事实是公众并没有被启蒙运动折服），(5)改革及其失败（1787–1788年）（卡隆与布里耶纳两届政府均以失败告终，加速及最后导致了一个政治系统、旧制度的瓦解）。
第二个方面：权力之争。（旧王朝的瓦解源于自身内部的矛盾）。包括有：(1)贵族（上两周看的《欧洲贵族1400—1800》已有不少印象与结论，理解起来很容易了）、(2)资产阶级（在三级会议的选举与代表资格的验证过程中—即第三等级对贵族与教士的邀请过程，以及陈情书等影响下一步一步地理清了自己的利益诉求）、(3)选举之战（1788.9—1789.5）（三级会议中第三等级代表的人数问题，等级计票单位问题—按人计票？按宪政来治理国家？）—“革命是每一个人复仇的机会”（想起了丁学良：“文化大革命”就是形形色色的人相互报复的革命）、(4)经济危机最后促成（自然灾害恰时地出现导致了社会动荡与不安）、(5)三级会议(1789.5—6)（三级会议—国民议会—国民制宪议会，不再承认国内有等级的分立，按人计票获得通过）、(6)巴黎的民众（7.14巴士底狱的沦陷即是事态发展的极端事例，不论是祸是福，民众的介入是法国大革命的特点），以及(7)农民的作用（当时第三等级以及贵族教士，都没人相信农民是自己起来反抗的，而事实却是如此）。
最后的一个结论：法国大革命并不是由革命者创造的。更合理的说法可能是：大革命创造了革命者。
注：1789年权利的基本原则体现在两个方面：
1、8.11颁布的取消封建制度的法令；
2、8.26颁布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
相关阅读：
法国大革命的起源/[英]威廉.多伊尔著，张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8/30.00元

要看国内学者研究蒋介石，杨天石的书似乎应该读一读，2006年杨对蒋介石的定性为：“一、在控中国历史上，蒋介石是个很重要的人物；二、在控中国历史上，蒋介石是个很复杂的人物；三、有功有过，既有大功，又有大过。”
花了两天时间在家静读，真的感叹，阅读乃两大作用：增加理解性、消除不确定性呀！蒋介石，这些年算是不了解你呀！尤其是抗战篇与对日谈判方面的史实。真是看这些书，乃为60周年献礼了！
在关于蒋的读书（道学）方面，杨天石的最后结论：可以看出，在他登上政治舞台的漫长过程长，道学曾促使他励志修身，克服了浮浪子弟的某些劣根性。但是，这也使他比较拘守传统文化，未能在接受新文化、新思潮方面迈出更大的步伐，也未能使他在中国近代日益复杂的社会生活中，辨潮流，识方向，作出正确抉择。(上册)P54   看来读书的取向是真的很重要呀！
历史学应该是一把最公平的秤。人们对某一个历史人物的好恶可能因种种原因而不同，但是历史科学应该力求还原历史真相，并给予正确解释，不离开历史真实去有意拔高或贬低任何人，要做到爱之不增其善，憎之不益其恶，是其所是，非其所非。（下册）P323
关于旅顺问题，宁可被俄国强权占领，而决不能以租借名义承认其权利。此不仅旅顺如此，无论外蒙、新疆、或东三省被其武力占领不退，则我亦惟有以不承认、不签字以应之。盖弱国或革命之过程，既无实力，又无外援，不得不以信义与法纪为基础，而不能稍予以法律之根据。如此则我民族之大，凭借之厚，今日虽不能由余手而收复，深信将来后世之子孙亦必有完成其领土、行政、主权之一日。要在吾人此时坚定革命信心，勿为外物胁诱，签订丧权卖身契约，以贻害于民族，而得保留我国家独立、自主之光荣。—《蒋介石日记》1945年4月5日 （下册）P351
阅读书目：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杨天石/2008-5/山西人民出版社发行部/60.0/平装
另注：由中国图书评论学会组织发起，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华读书报、文汇读书周报、新京报、中国新闻出版报等31家媒体联合推出的“2008年度十大图书”评选结果近日揭晓(按得票多少为序):
《聆听父亲》(张大春著上海人民出版社)
《剥洋葱》(［德］君特·格拉斯著魏育青等译译林出版社)
《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杨奎松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一册在手正在为60周年献礼而阅读中）
《小姨多鹤》(严歌苓著作家出版社)
《极权主义的起源》(［美］汉娜·阿伦特著林骧华译三联书店)（此假期已裸读之一本）
《推拿》(毕飞宇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青灯》(北岛著江苏文艺出版社)（想读还没到手）
《采访本上的城市》(王军著三联书店)
《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杨天石著山西人民出版社)（刚完成）
《中国改革30年:10位经济学家的思考》(张维迎著上海人民出版社)（去年穿着衣服读完的）

写在前面：今晨坐在车上，又胡思乱想了些东西。上网发现远在雾都的高中最好同学居然有留言，以“张生”之名。自己也回复了一句，觉得象极了那种情形，内容如下（但愿他能看见）：
很不易你能来看我的博客，就如来看我一般！你“偷偷地”看，倒不象是张生，而象是崔莺莺，博客却象极了红娘！
言归正传，记一下班车所思内容，今日本市温度-4–6度，满城的雾霾，应该是空气质量不太好：
看历史就象是瞎子摸象，你可能永远也不知道你到底摸到了大象的哪个部位，是大腿呢还是屁股？最近几个月，我从1957年摸到了1971年。
两个庐山会议，一个1959，一个1970年；两个人的叙述，一个李锐，一个汪东兴；两个正面主角，一个是老毛，另一个也是老毛；两堆“反面”人物，一个彭、黄、张、周，另一个林、黄、陈、吴等；动了两个国防部长与两个总参谋长，一个彭与黄（克诚），一个林与黄（永宪）；一个是毛嘴中的“形同父子”（指彭与黄），另一个是关系甚为密切而成集团（林与黄等）；一个庐山会议推动了个人崇拜的发展（对毛的崇拜），另一个会议之后林某人在温都尔汗的坠机打破了许多人心目中毛“永远正确”的神话（当然也需要是有独立思想的人）。
那是一个人讲话便可以改变时局改变历史运行的年代，而此年代之前，有些“聪明人”便已经有言论初见端倪：
1958年3月成都会议，当时华东协作区负责人兼上海市第一书记柯庆施，就提出：“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序，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庐山会议实录(增订第三版)/李锐；P371）村夫注：这也符合毛老人家自己的讲话精神，即个人崇拜要辩证地看，“坏的个人崇拜”要不得，“正确的个人崇拜”有什么不好呢？
这时又想起了资中筠在论述美国激进与改良的关系时那贴切的比喻，那个社会运行框架有如墙上的钟摆：
美国建国以来几百年，最激进的改良没有脱出自由主义的框架。这个框架弹性较大，右边界是法西斯主义，左边界是共产主义，在这个框架内左右摆动，不断调整，是美国的改良的特色之一.P10（20世纪的美国/资中筠/2007-09/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冷眼向洋 百年风云启示录之一/32.0/平装）

历史的真正的本体是什么？是它们在历史上形成的意义。意义作为历史的本体不是一个静止的东西，它是一个生命体，它永远有待于人用自己的生命去重构、去创造。我们在不断解释过去的历史，我们自己也在写自己的历史，我们自己在创造历史。
历史宿命论是不对的，历史相对主义也是不对的，历史是我们在创造性的视野融合过程中所理出的头绪。
中国传统哲学一是缺乏认识论，一是缺乏方法论，这是中国哲学很重要的一个特点。
中国传统哲学从来没有把语言当作是世界的本体、当作是“存在之家”。
道是世界的本体，这是老子的基本立场，这个本根跟西方的本体不一样，”Ontology”，西方的本体是存在。老子这个道是不存在、无、是无欲，从无欲还可以扩张出来无知、无为，都指的是人的一些行为，指人生态度，而不是指那个东西本身怎么样。人生态度上不要追求有为、知识，不要去追求什么欲望。
西方人找不到言辞，才有一种痛苦，中国哲人找不到言辞，只有一种得意，不会痛苦。找不到言辞，说明他已经达到一种很高的境界，你如果能够说出来，那境界就掉下来了，不管是儒家道家佛家，对推崇的就是不能用言辞表达的境界。
相关阅读材料：
哲学史方法论十四讲/邓晓芒/2008-3/重庆大学出版社/40.0/平装  P72-77

恩格斯说：“有了人，我们就开始有了历史，动物也有一部历史，但是这部历史是人替它们创造的”。
马克思说：自然是“向人生成”的。
人的历史是最根本的历史，而自然界的历史是人赋予它的，并且自然界历史的意义也是随着人类的发展而改变的。
马克思主义的贡献不是把历史建筑在纯物质过程之上，而是在于把基本的有意识的活动、也就是把劳动放在历史过程的起点，作为历史的基础。
所谓言外之意就是要凭自己的感悟和体验。

黑格尔整个逻辑学可以说都是建立在体验之上的。
所谓神秘主义就是付之于感悟、体验，不能够直接说出来。

辩证逻辑的神秘主义是针对形式逻辑而言的，为什么形式逻辑把它看作是神秘主义，因为形式逻辑是不能分析内容的，内容的东西是不能从形式上固定化来加以分析的。
海德格尔：人的此在是窥视存在本体的一个窗口。

在人文学科中，你要主张这样一种客观主义，那基本上是一种幻觉。
在历史中，不存在纯客观的记载，当你用语言描述的时候，它本身就带上了道德倾向、感情色彩。
主观的倾向性是历史客观性的前提，只有通过主观性，才能真正达到历史客观性。
人的主观倾向和价值评价是历史本身的客观性的灵魂和生命，所谓灵魂和生命就是：历史本身的客观性是发展的，它是有生命的。
真正的历史是一种“效果的历史”，所谓效果历史就是一种在起作用的过程中形成起来的历史意义。
学历史的恰好需要创造，历史本身需要发展，包括对过去历史的解释也要发展，这才是历史的发展，历史才能推向前进。
逻辑与历史的一致，就是自己的精神和历史上的精神通过历史感相互贯通、融会，当然一个必要的媒介就是文本，自己的精神通过文本和历史上的精神通过体验达到融会。
恩格斯：“黑格尔的思维方式不同于所有其他哲学家的地方，就是他的思维方式有巨大的历史感做基础。形式尽管是那么抽象和唯心，他的思想的发展却总是与世界历史的发展紧紧地平行着。”
辩证唯物主义就是历史唯物主义，没有什么区别，辩证法的核心就是历史感。
所谓历史唯物主义，就是从关系出发，从人与人的实际关系或者人与人的物质生产关系、感性的关系出发。抽象的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它是从自然界的物出发，从自然物出发，把它称之为物质。

马克思：“感性必须是一切科学的基础”、“科学只有从感性的意识和感性的需要这两种形式的感性出发，因而只有从自然界出发，它才是真正的科学”。（注：马克思此处所讲的自然界不是通常所讲的牛顿与爱因斯坦的自然界，而是“感性的意识和感性的需要这两种形式的感性”）
哲学史方法论十四讲/邓晓芒/2008-3/重庆大学出版社/40.0/平装……阅读P33-49

法国大革命风起云涌、更迭不暇，本来足够复杂的，加上“热月”与“雾月”这样的词就让我迷糊了好些日子，如其中的热月政变和芽月起义、牧月起义、葡月暴动、果月政变、花月政变、雾月政变等事件以及牧月法令、风月法令等等，其实它涉及的是法国第一次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执政时修改颁布的“法国共和历”(Republican Calendar)而得名。
雅各宾超越了一般统治者的狭隘眼界，他们以全民族甚至全人类的代表面目出现，从最原始的时间要概念开始，启发人类自然状态，从中吸取道德能源。1793年10月5日出台的共和新历，就打上了一这一鲜明的自然与美德的烙印。
新历完全顺应自然秩序，每三个月为一个自然季节。12个月的月名废弃罗马诸神的名字，而是随当月的自然物候命名：葡月、雾月、霜月、雪月、雨月、风月、芽月、花月、牧月、获月、热月、果月。每月30天，每年多余5天最初被定名为“无裤套日”，后来又分别定为“才智节”、“劳动节”、“美德节”、“舆论节”和“报酬节”。
–《道德理想国的覆灭》P221
另：法国大革命中一度实行的历法。1793年10月5日国民公会决定废止基督教的格里历法（即公历），采用革命历法，即共和历（见表共和历与公历对照表）共和历以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建立之日（1792年9月22日）为历元，每年分四季、12个月，每月30天,每10天为一旬,每旬第10日为休息日。12个月之外余下的5天（闰年为 6天，包括1796、1800、1804）作为”无套裤汉日”。1806年元旦开始，拿破仑一世政权恢复格里历法，正式废止了共和历。

共和历的影响深远，如1848年革命中，志士仁人称他们的斗争为“共和五十六年革命”；1871年巴黎公社起义，社员们使用的是“共和七十九年”的年号，甚至进入20世纪，1968年的“五月风暴”，还曾激起人们对共和历的怀旧情绪。

下面这样一段话，曾是伟人的文中内容，知道是针对哪些人的哪些行为所言吗？
他们一不会耕田，二不会做工，三不会打仗，四不会办事……只要你认得了三五千字，学会了翻字典，手中又有一个什么书，公家又给了你小米吃，你就可以摇头晃脑的读起来。书是不会走路的，也可以随便把它打开或者关起。这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这比大师傅煮饭容易得多，比他杀猪更容易。你要捉猪，猪会跑，杀它，它会叫，一本书摆在桌子上，既不会跑，又不会叫，随你怎样摆布都可以。……那些将马列主义当宗教教条看待的人，就是这种蒙昧无知的人。对于这种人，应该老实对他说，你的教条没有什么用处，说句不客气的话，实在比屎还没有用。我们看，狗屎可以肥田，人屎可以喂狗。教条呢，既不能肥田，又不能肥狗，有什么用处呢？
注：原文见《整顿三风二十二个文件》，上述内容在收入《毛选》时已被删去，题目也被改为《整顿党的作风》
上文乃是1941年MAO对留苏派及党内知识分子的冷嘲热讽，历数中共党内的苏俄崇拜情结在文宣形式的八大罪恶，甚至将留苏派等贬之为「连猪都不如的蠢货」。
哎，于是知识分子在1941年的命运改造拉开了大幕……
1942年3月9日，《解放日报》发表了一篇经毛 泽 东修改，由胡乔木撰写，堪称中国言论史之奇文的社论《教条和裤子》。这篇社论以大胆使用粗俗文字于政治斗争，开创了中 共文宣语言的新范式。毛 泽 东、胡乔木通过《教条与裤子》的社论，责令「红色教授」们「脱裤子」：为什么要「脱裤子」呢？因为「问题发生在他们的贵体下」，还因为裤子下「躲着一条尾巴，必须脱掉裤子才看得见」。而各人「尾巴的粗细不等」，割尾巴所需用的「刀的大小不等，血的多少不等」，因而只有先脱掉裤子，才谈得上「用刀割」,「裤子上面出教条，这就是教条和裤子的有机联系，谁要是诚心诚意地想反对教条主义，那么他第一着就得有脱裤子的决心和勇气」。
注：见《教条与裤子》，载《解放日报》1942年3月9日；另参见《胡乔木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页48。
在整风过程中，也好多有意义的文字：
谢觉哉不仅自我反省，还在《解放日报》化名发表〈一得书〉短评，向教条主义发起攻击。谢觉哉指出，教条主义「如只放在案头上摆样，虽然比屎还没有用，不能肥田，不能喂狗，但狗屎自享，于人无干。若拿了去对付革命，那就为害非浅，容易把革命弄坏」。
龙源电子期刊(自己明白就行)

毛泽东在1938年10月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主要出自他长期的思考，但是若干资料显示，毛之所以能提出这个命题，也和他受到梁漱溟的启发有关。梁漱溟与毛泽东相识于五四时期的北京，两人均未出国留洋，也未受过国内正规大学的训练，都是自修型知识分子出身。1938年1月，这两位在政治思想和个人性格方面迥然不同的老友，在延安的窑洞却有过六次十分深入的交谈。
梁漱溟是一个新旧杂揉的「中国文化至上论」者，一生汲汲于融汇民主、科学与中国固有文明，以济世的情怀，长期徘徊于学术与政治之间。毛泽东则并非是一单纯的「中国文化至上论」者，此时的毛已接受了大量列宁、斯大林的思想，又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实际领袖，毛虽对中国历史和文化情有独锺，但是他的这种态度却完全服从于现实功利的需要。
梁氏直言不讳地向毛泽东表明，他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必要性存在怀疑。他认为，中国的共产革命是从外来引发的，而非内部自发。由于中共不了解中国社会有其特殊构造，与欧洲中古、近代社会均非同物，而拿外国办法到中国来用，才造成中共过去十年劳而无功，仅靠中共军队维持党的生命。梁氏认为，抗战后，因中共放弃对内斗争，倡导团结抗日，适合人心要求，中共才「声光出于各党之上」。梁氏希望今后中共要「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不要再靠军事维持一条党命」。
毛泽东对梁氏所言，「笑言相谢」，称赞道，「很可感」。梁氏所论虽从根本上否认了中共存在的必要性，但梁氏看法的某些方面却与毛不谋而合。毛在内心中早就对中共党内的全盘俄化持有异议，且认为正是靠着军队，才挽救了共产党。至于梁氏关于中国社会特殊性的看法，毛也未贸然否认，而是予以「相当承认」，只是不同意梁氏太重中国特殊性而忽略中国之与世界各国所共有之一般性，即各社会均存在的阶级、阶级压迫和阶级斗争。 毛并表示赞成梁氏《乡村建设理论》一书中不搞上层表面文章的「宪政运动」，而从改造社会的基层入手，从农村入手的主张。
毛泽东出于意识形态的限制，不可能对梁漱溟的观点全然赞成。但是两人说话投机，在思想和观念上有许多共呜却是不争的事实。毛和梁都具有强烈的中国历史文化意识，在精神和气质上都具有浓厚的中国色彩，但是，毛毕竟不是一个单纯的思想型人物。1938年1月，梁漱溟在延安见到的毛泽东，待人接物谦恭有礼，至于毛所具有的金刚怒目的另一面，梁漱溟则要在十五年后才能真正须教，当然这是后话了。
……
然而若从另一个角度来观察「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口号，确可发现，这个口号对中共的作用是双重的。毛泽东提出这个概念，一方面固然大大有益于中共的发展壮大；但是在另一方面，伴随这个口号，中国传统中的某些消极因素也被注人到中共体内，给党自身带来了长期的困扰。中共成立之初，原本就缺少理论的准备，党内一直存在着轻视理论的根深蒂固的传统。1927年后，中共长期战斗在落后的农村边远地区，其阶级构成发生重大变化，农民党员的比重在党内占了压倒优势，早已养成农村军事性格。「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提出，为中国传统因素大规模浸润中共正式打开了大门，使原来就深受农民造反传统影响的中共，更加显现出农民化的色彩。「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这种双重作用，在中共以后的历史和1949年后中国的历史中都得到充分的证实。
来自//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高华著
(How did the sun rise over Yanan: a history of the rectification movement by Guo Hu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