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1938年10月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主要出自他长期的思考，但是若干资料显示，毛之所以能提出这个命题，也和他受到梁漱溟的启发有关。梁漱溟与毛泽东相识于五四时期的北京，两人均未出国留洋，也未受过国内正规大学的训练，都是自修型知识分子出身。1938年1月，这两位在政治思想和个人性格方面迥然不同的老友，在延安的窑洞却有过六次十分深入的交谈。
梁漱溟是一个新旧杂揉的「中国文化至上论」者，一生汲汲于融汇民主、科学与中国固有文明，以济世的情怀，长期徘徊于学术与政治之间。毛泽东则并非是一单纯的「中国文化至上论」者，此时的毛已接受了大量列宁、斯大林的思想，又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实际领袖，毛虽对中国历史和文化情有独锺，但是他的这种态度却完全服从于现实功利的需要。
梁氏直言不讳地向毛泽东表明，他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必要性存在怀疑。他认为，中国的共产革命是从外来引发的，而非内部自发。由于中共不了解中国社会有其特殊构造，与欧洲中古、近代社会均非同物，而拿外国办法到中国来用，才造成中共过去十年劳而无功，仅靠中共军队维持党的生命。梁氏认为，抗战后，因中共放弃对内斗争，倡导团结抗日，适合人心要求，中共才「声光出于各党之上」。梁氏希望今后中共要「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不要再靠军事维持一条党命」。
毛泽东对梁氏所言，「笑言相谢」，称赞道，「很可感」。梁氏所论虽从根本上否认了中共存在的必要性，但梁氏看法的某些方面却与毛不谋而合。毛在内心中早就对中共党内的全盘俄化持有异议，且认为正是靠着军队，才挽救了共产党。至于梁氏关于中国社会特殊性的看法，毛也未贸然否认，而是予以「相当承认」，只是不同意梁氏太重中国特殊性而忽略中国之与世界各国所共有之一般性，即各社会均存在的阶级、阶级压迫和阶级斗争。 毛并表示赞成梁氏《乡村建设理论》一书中不搞上层表面文章的「宪政运动」，而从改造社会的基层入手，从农村入手的主张。
毛泽东出于意识形态的限制，不可能对梁漱溟的观点全然赞成。但是两人说话投机，在思想和观念上有许多共呜却是不争的事实。毛和梁都具有强烈的中国历史文化意识，在精神和气质上都具有浓厚的中国色彩，但是，毛毕竟不是一个单纯的思想型人物。1938年1月，梁漱溟在延安见到的毛泽东，待人接物谦恭有礼，至于毛所具有的金刚怒目的另一面，梁漱溟则要在十五年后才能真正须教，当然这是后话了。
……
然而若从另一个角度来观察「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口号，确可发现，这个口号对中共的作用是双重的。毛泽东提出这个概念，一方面固然大大有益于中共的发展壮大；但是在另一方面，伴随这个口号，中国传统中的某些消极因素也被注人到中共体内，给党自身带来了长期的困扰。中共成立之初，原本就缺少理论的准备，党内一直存在着轻视理论的根深蒂固的传统。1927年后，中共长期战斗在落后的农村边远地区，其阶级构成发生重大变化，农民党员的比重在党内占了压倒优势，早已养成农村军事性格。「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提出，为中国传统因素大规模浸润中共正式打开了大门，使原来就深受农民造反传统影响的中共，更加显现出农民化的色彩。「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这种双重作用，在中共以后的历史和1949年后中国的历史中都得到充分的证实。
来自//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高华著
(How did the sun rise over Yanan: a history of the rectification movement by Guo H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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